【活動現場】評估公益影響力有多難？回歸初心堅持到底

名稱：超越吧！公益！2016 NPO 影響力論壇

日期：10/28（五）

時間：13:00-21:00

地點：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6F 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17 號）

主辦單位：ADCT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文化協會

 

2016 年第 3 屆 NPOst 年會以 「影響力論壇 Coding Impact, Loading Effect」為題，希望喚起更多人關注非營利組織如何呈現、評估自身的社會影響力。其中，「公益無國界──國際公益講者」演講邀請到臺灣與香港 2 位專家現場分享自身經驗，期待透過臺灣與香港兩地的對話與交流，聚焦公益組織如何兼具價值展現，同時永續經營及獲利。

其中，擁有近十年社會影響力評估研究經驗的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吳宗昇，分享許多臺灣在地案例，讓聽眾理解如何運用社會效益評估方法解釋社會影響力與社會衝擊，有效讓數據指標呈現實際成效，讓計畫回歸初心、檢視核心目標。

而現任國際救助兒童基金會（Save the Children）香港項目總監余振威，因過去曾在樂施會、救助兒童會服務，擁有十多年的國際公益組織實務經驗。現場余振威除了談公益組織的工作項目與願景，也帶來了專業又生動的宣傳片，讓現場觀眾身歷其境，進而感同身受難民孩童的處境。最後，更與吳宗昇不約而同點出所有公益組織的共同矛盾與難題，強調「回歸初心才能堅持到底」的重要。

生命不可量度，但拯救生命的「方法」可以

「如果理念很好，但沒有成果，那麼理念就只是虛幻。」近年積極投入相關研究的吳宗昇說，測量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 measurement）有很多方法，但對他來說，還是會將評估的重點放在產出、成果和成效這 3 者所連起來的軸線上。與目前其他版本的翻譯，例如：社會衝擊、社會效益等概念非常接近。

吳宗昇強調，非營利組織的使命與一般營利單位不同，其社會影響力的評估方法也必須跟著它的願景和目標有所變動。社會影響力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的影響（social influence），所產生的作用無法全部被測量出來。「重點不在於影響（influence），而是實際發生的改變（change）。」吳宗昇說。

吳宗昇傾向用「表達」和「不可表達」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影響力。「無法被言說，不代表沒有影響或改變，也有可能是我們表達的技術不好；但也有可能，它距離發生改變的目標還有一段路要走，現階段還未見顯著成果，因此無法被精準地詮釋。」他認為，因為不可被測量的狀況實在太多，但只要是能夠被表達的概念，就顯示它已實際改變了部分現況。

「不能量化的東西雖然多，但不代表沒有價值」，吳宗昇再次強調，有許多無法被測量的抽象概念推動著人類的發展，例如：宗教、生命、自由和藝術等。也就是說，無法量化的事物並非沒有價值，而是目前人類尚未找到能精準測量這些抽象事物的指標。

吳宗昇補充，生命不應該被財務化測量，若我們用貨幣制度去衡量它，就可能犧牲了生命本質裡最珍貴的價值。他進一步舉例，若路邊有一隻小狗受傷，我們發現後出手相救，這個行動背後沒有考慮成本的問題，這就展現了生命可貴的價值比金錢、時間等成本重要許多。然而，這並不表示搶救生命的「方法」不可被討論、或不能被表達，只是還沒找到精準的方式罷了。「社會影響力，就是更強調後面對於方法和成果的『關係』大過彼此的『定義』」。

釐清組織架構，建構 NPO 評估方式

那麼，我們如何為公益組織建構評估方式？吳宗昇認為必須全面釐清組織架構。

一個組織若需要發揮社會影響力，必須對使命（mission）、任務（task）和成果（outcome）有更完整的釐清和認識，才能確保其實踐符合價值設定。「比如說，一項弱勢家庭的經濟扶助方案，若採取創業扶助的策略，我們就該追蹤其經濟收入是否穩定，以及生活狀況是否獲得改善，但也要注意該模式能否永續運作，甚至可採 5 年一次的方式檢視成果，確保執行效益的穩定，甚至還可將其他社會面向納入參考指標，例如：身體健康、社會網絡、家庭成員等項目」。

「如果一個組織真的能改變世界，我們就必須說清楚它實際改變了什麼。」吳宗昇說，當我們思考組織的社會影響力時，「影響力」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成效才是。因此若成果顯著，我們就要確保、表達出來。「影響力」這件事情並不模糊，而是成果模糊了，才讓影響力變得模糊。評估社會影響力的方式，終極目標就是為了確保「做好」這件事情。

吳宗昇再舉一例，「教育」其實也是很難被評估的一種改變，甚至以 5 年為一單位去計算，也不足以涵蓋教育的影響深度。「改變，有很多形式和運作時程，我們只能說，社會影響力的測量本身有其侷限，無法測量所有生命本身的長度和深度。」吳宗昇如此強調。

既然無法被計量的事物那麼多，為什麼我們還是得試圖瞭解自己的影響力呢？「帶來什麼改變才是最重要的事」，吳宗昇認為，其實我們想瞭解的是「成果」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也就是它實際改變了什麼，過度著墨在影響力本身沒有太大意義。

SROI 具體呈現改變

近年，社會投資報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簡稱 SROI）這項評估方法被全球公益組織廣泛運用。該模式最早是由企業發展基金會（ 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簡稱 REDF）所發起，發起初衷是基於認同公益團體的確有助於改善人類生活，也為社會帶來正向發展，卻沒有方法去評估投入資源後所帶來的成效。REDF 才因此建立出一套 SROI 的架構，試圖去評估公益方案執行的成效，以及是否完成設定目標，以作為後續相關決策或案例參考。

SROI 是一種建立在會計原則之上的績效管理方法，同時也是一個整合社會、環境、經濟成本與收益的工具。它試圖從更寬廣的概念來衡量與計算價值，綜合評量出組織在整個社會、環境和經濟中展現的成果，並使用貨幣數字來呈現「改變」如何發生。

對此，近年也投入相關研究的吳宗昇說，就像會計財報之於一般營利事業，社會企業在社會中產生的結果，也應該有量化指標可測量、表達，而「社會投資報酬率分析」（SROI）的功能便是衡量、呈現社會企業投入行動前後所造成的改變，才能在未來不斷修正、持續進步，「有時候，即使是做好事也可能造成惡的結果，帶來的破壞可能難以想像」。

吳宗昇進一步補充，社企或公益組織對社會的影響，需要適當的測量方式來展現，SROI 正發揮這樣的角色。SROI 指的是將社企在社會、環境、經濟等面向上造成的「改變」，以數字方式具體呈現出來。這項評估方法主要是評估利害關係人「產生了什麼影響」，例如：對回歸社會的更生人來說，該如何制定輔導計畫才能降低再犯率、減少家暴次數，以及為社會省下多少支出成本等。

建構評估方法的重要性，吳宗昇再舉出社區托育機構的案例。他說明，社區育幼院輔導、陪伴孩子長大，也許不見得會讓學業成績顯著成長，但卻能透過互動和關懷建立孩子的自信心。不過，為了測量這樣無法量化的影響力，社工被迫背著數十件的家訪業績，又為了達到業績，卻可能犧牲了服務品質。原本立意良善的計畫，無法貫徹執行到底，非常可惜。

「我曾接觸過一個輔導原住民種植有機蔬菜的專案，後來原住民因此生計獲得改善，但隨著規模化發展為溫室種植，卻遇到颱風一來，成果就毀於一旦的窘境，使原住民面臨經營和貸款的雙重壓力，這就是評估不夠周全的結果。」

吳宗昇進一步表示，當我們使用 SROI 評估績效時，社企必須直接與利害關係人對話，而非單向的命令或指導，必須透過這種雙向溝通的關係，才能對社會行動做出適當評估及修正。不過，在執行 SRIO 時，也要注意避免以 SROI 的數字高低去比較不同方案，應聚焦單一專案歷時性的數值變化，同時也不該將 SROI 視為評估績效的唯一工具，避免結果過度偏頗。

吳宗昇認為《大誌》（Big Issue）雜誌是不錯的案例。他說，雖然《大誌》較傾向以社會企業模式運作，非純然的非營利組織，但其不論是獲益模式或經濟收入都運作得十分穩定，未來若能實際驗證其模式能改善街友的居住條件、健康因素等，將會是非常值得借鏡的成熟實例。

從非營利組織來看，吳宗昇也舉了幾個值得關注的例子。他表示，國內包含聯合勸募 6 年前所提出的社會經濟方案，輔助基層工作者為基礎的經濟運作模式，或是芒草心將居民自尊納入運作架構的方式，以及世界展望會在花東的幾個經濟型方案，雖然個別都有待修正，但以現有資源來說，已算是有很好的表現。

有影響力的組織，也會做出沒成效的計畫

國際救助兒童基金會（Save the Children）是一獨立的全球兒童慈善機構，在世界各地共有 30 個辦事處，在 120 多個國家進行救援工作，也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該基金會致力於當全球各地發生人為災難或天災時，迅速抵達前線分發食物及醫療藥品，並同時提供教育，為當地居民提供長遠的重建方案。除了第一線救援，組織內部長期耕耘相關研究，例如回應海嘯及內戰等問題，致力於為受貧窮、飢餓、文盲及疾病等不同挑戰的各地兒童們帶來希望。國際救助兒童會香港辦事處於 2009 年成立，主要工作為中國及全球各國的救助項目籌募經費。

余振威現為香港救助兒童會項目總監，自 2015 年開始管理國際、中國與香港本地在災害、有衝突或貧困地區中，有關兒童權益與發展的項目。過往十多年，他曾在不同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曾有多年駐點中國內地，負責緊急救援與災害風險管理，農村生計與社區發展等項目。他亦為國內不同民間組織就人道救援、參與式發展、社區動員與項目管理等內容，規畫能力建設活動。2008-13 年在香港樂施會，參與了國內與國際人道救援與災害管理、氣候變化適應與生計改善項目。

余振威認為，不管一般營利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中，大眾對組織架構本身如何發揮社會影響力，都較少去討論關注。綜觀現況，有些組織著重籌資結果或管理成效，有些則是直接以品牌的社會名氣或曝光率來衡量。

「所以我們才會常看見極具影響力的組織，卻做出沒有成效的計畫。」他表示，在建構機構內部評估管理工具時，評估工作可以不用斟酌過多細節或追求過高的準確度，相反地，在給公眾參考或用於呈現給政府的決策報告中，項目評估則需要非常嚴謹及細密。舉例來說，用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等方法來證明成果的發生，最後計算出有關社會效益的數據，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結果，重點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機構能夠發現問題進而改善服務設計，繼而持續不斷提升服務的社會效益。

與吳宗昇持類似觀點，余振威認為，社會企業已開始有社會影力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社會投資回報（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等討論，嘗試把社會影響力這類非量化的指標轉換成可量化的指標，值得非營利組織借鏡、學習。

「其實一個大組織所涉及的工作領域非常複雜、廣泛，不同類型的計畫也需要不同的指標，其中更包括可計量和不可計量的。」余振威說，以非營利組織為例，有別於一般營利企業，光是工作領域和目標願景就五花八門，實在很難用統一的標準評估其績效與社會影響力。

「過程」也在不斷發生影響力

余振威進一步補充，若從其過往任職的幾家國際非營利組織經驗來看，國際非營利組織的定位不僅和其服務或實施計畫有關，甚至和其前置研究、公眾教育與行動、政策倡議都脫不了干係。也就是說，評估組織的社會影響力，除了考慮傳統模式中的「成效」，執行「過程」也是發生影響的關鍵因素。

「如果外在環境的改變速度超過組織內部，終點就在不遠處。」余振威強調，想要建構評估方法，得先思考何謂影響力，而影響力又應該從反思開始，唯有透過「觀察環境、自我反省」才是發揮影響力的根本。舉例來說，隨著網路數位科技越來越發達，若藉由科技進步的趨勢來改變世界，同時強化組織內部的應變力、處理效率等，就是裡應外合的完美呈現。

對非營利組織來說，工作流程也有輕重緩急。余振威說，其組織所做的不只是災後救災而已，更重要的是防災和防範。根據研究，其實防災、備災的工作成效，遠大於突發事件後的及時救災，「事後應變」絕對輸給「事前防範」。所以計畫流程應先以事前防災為主，再來才是救災，最後才連接到長遠的重建和重整工作，以及透過監測和評估去思考這件事對人類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當工作成果完成後，該如何傳播正向力量？余振威現場播放了該組織拍攝的短片。影片除了內容豐富、生動，在取景、拍攝技巧、剪接、配音等影音技術的表現，專業度幾乎堪比國際影展的短片。余振威強調，非營利組織埋頭做事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傳播」的重要。「製作好的影片能讓全球各地的人身歷其境，進而理解難民兒童的處境，以及組織本身的工作和使命。成功的行銷和傳播幾乎是整個組織工作成果的綜合。」

公益團體的難題：金錢與理念孰輕孰重？

即使如此，在論壇的尾聲，余振威仍強調：「不論是透過影片傳播成效，或建構評估影響力的方式，都必須投入大量人力和金錢，才能讓孩童獲得保護和服務。但面對生命時，我們難道應該用金錢來衡量嗎？」這就如吳宗昇所提，人類世界中還有許多無法被量化測量的價值。他們都點出了所有公益組織時常面臨的矛盾和難題。對此，余振威感嘆：「如何讓救難行動永續？這是非常困難的課題。該救多少人，這個救難服務才能被認定值得存在？」

面對這項巨大難解的命題，余振威提出了一個哲學式的思考作為回應：「所有組織或計畫遇見裹足不前的難關時，都該回到原點，思考機構成立的目的是什麼？以我自己為例，我是個受人道主義鼓舞才加入公益事業的人，當遇見難題，我會反省在公民社會中，我們機構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最重要的是，這社會沒有我們的話，會有什麼改變不會發生？」

來自香港的余振威與來自臺灣的吳宗昇，各自從不同的專業角度出發，卻共同點出了「堅守初衷」的重要。他們透過對話與思辨，不約而同替公益組織的社會價值做了注解，也為陷入實務運作與精神理念矛盾中的組織提出了寶貴的參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