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專欄【阿北私會所】想做好事,一定得進非營利組織嗎?
編按:
NPOst 邀請資深國際 NGO 工作者褚士瑩阿北,每週六晚上隔空問診(大誤),回答關於非營利工作領域的問題。無論你是志工、NPO/NGO 工作者、捐款人、有志投身公益者,都可以來填表單問問題喔!褚阿北每週將抽出 1-3 個不等的問題來回答,現在就來舉手發問吧!
身為上班族的隔壁老王:
請問什麼樣特質的人適合從事 NGO/NPO 工作?
以環境保護為例:投身 NGO 為環境發聲、監督政府企業,很好;從事學術研究,研發環保技術或材料,也很好;擔任顧問協助企業管理環境風險、推行環保商品,也很好;當一個身體力行理性消費、物品回收減量的民眾,也很好……
既然每個關心的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專業或生活盡一點力,讓環境變得更好,那有沒有從事 NGO/NPO 的差別會在哪裡?
謝謝。(請阿北鞭小力一點)
正在練習溫柔的褚阿北:
有些界線應該拿掉,有些界線應該保留。
我相信有些界線應該拿掉,有些界線則應該保留。比如說,性別的界線應該拿掉,而政府與民間的界線應該保留。
NGO 在過去被稱為第三部門,因為跟第一部門的政府,以及第二部門的民間企業有著涇渭分明的界線,各自看管著另外兩個部門不能顧及到的層面。
但是近年來,第三部門跟另外兩個部門的界線,逐漸有相互融合滲透的趨勢,比如加拿大跟英國鼓勵慈善機構底下設營利性質的公司,如此便可用商業營運所得來養活組織營運,而非光靠政府補助跟對民間募款,直接或間接造成社會的負擔。
這幾年來幾乎被濫用的「社會企業」一詞,其實本意也是如此。如果以解決某個特定社會問題為前提而設立營利事業來說,無論是加拿大多倫多的手語餐廳「Sign」,還是德國 Andreas Heinecke 為視障者創辦的「黑暗中對話」,或是巴勒斯坦唯一的女性計程車司機 Nadia Ahmad 想要成立一個純由女性計程車司機組成、專門服務女性乘客的車隊……都是透過拿掉界線,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努力。
舉個例子。如果仔細計算,就不難發現,當計畫規模不大時,「微型貸款」的人事、放款、收款成本,其實遠高於僅是單純募款、直接捐助的成本。那麼柬埔寨的非營利組織 Acleda 當初為什麼還要自找麻煩,另外成立商業銀行提供微型貸款,做這麼麻煩、吃力不討好的事呢?
原因很簡單,我們隨時都在尋找更好的方式。這解釋了為何如今家庭式的孤兒照護,會比戰後集中管理式的孤兒院,更加符合時代的需求。
有些以前對的做法,現在看起來十分落伍,但是我們也別忘記,正當我們為了現在盛行的「社會企業」模式沾沾自喜的同時,前幾年代表社會正義的「碳權交易」或「微型貸款」,卻還沒起步就夭折了。
對的時候,在對的地方,用對的方法,做對的事,其實並不容易,需要許多的天時、地利、人和。
個人即政治
至於誰適合從事 NGO 工作?作為一個主修政治理論的線上工作者,我相信政治學當中常說的「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這世界上沒有不適合的人,只有不行動的人。
簡單來說,「性別歧視」就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現象,亦即它並非受害者(女性)的個人問題。為了打破這種性別不平等,諾貝爾最年輕的和平獎得主馬拉拉,強調以女性接受教育作為手段,長遠來說,也希望透過個人參政,用政治的方式打破性別不平等。
於此同時,前面提到過的巴勒斯坦唯一的女性計程車司機 Nadia Ahmad,則想藉著成立一個純由女性計程車司機組成、專門服務女性乘客的車隊,這就是用商業的方式打破性別不平等。
另一方面,日本的職場,女性員工時常會在婚後選擇離職,看似是個人選擇,離職背後卻受很多因素影響,而且是一個龐大、結構性的體制因素。比如高壓力的工作內容對於有嬰幼兒的母親不友善、社會大眾對女性上班族的不尊重等,都有可能促使女性職員選擇離職。
尤其是懷孕,往往讓許多日本職業女性承受莫大壓力,甚至必須因為懷孕而向同事致歉,社會壓力日本職業女性因為懷孕而放棄職涯的比例高達 7 成,懷孕婦女在職場受到的歧視和排擠或為肇因之一。
銀行工作者小酒部 さやか 女士就因為懷孕被上司要求墮胎,在此之前她已經因為工作壓力太大而流產 2 次,忍無可忍的小酒部因此成立了一個爭取女性平權的 NGO 組織「マタハラ Net」(Mahatara Net),專門為女性工作者發聲,還因此於 2015 年成為美國華府年度「國際女性勇氣獎」(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age Award)史上第一位獲獎的日本人。
以上三種方式,馬拉拉適合從政,就應該進入第一部門;Nadia Ahmad 有生意頭腦,藉由成立社會企業,用商業手段進入第二部門;日本的小酒部 さやか 參與公民運動,就是進入第三部門。他們的目標都是在改變「性別歧視」的現狀。
我相信行動的力量,至於行動的方式在哪一個面向,我都舉雙手贊成。不過只出一張嘴,不應該在選項中。
想要被鞭比較小力的你,屬於哪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