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祕書長能夠拯救聯合國嗎？揭露你所不知道的聯合國
編按：
上週五（4/15），聯合國新任祕書長遴選正式啟動。臺灣受限於國際政治因素，鮮少有人在發展與海外援助領域中能進入聯合國體系任職，也因此對這個影響世界發展甚鉅的全球組織倍感陌生。一年多前，聯合國維和部隊開始不斷傳出性侵與施虐醜聞，本篇即為聯合國至今年（2016 年）3 月為止的助理祕書長安東尼·班貝利（Anthony Banbury）至為重要的沉痛指責。
在永續發展目標（SDGs）甫通過的第一年裡，在臺灣汲汲營營想加入聯合國的這麼多年裡，也許我們不該過度美化了這個組織，而應直視愈龐大的組織所面臨的愈艱難困境。
翻譯／劉晏汝
過去 30 年來，我大多時間都在為聯合國工作。90 年代，我在海地擔任人權專員，並在塞爾維亞種族滅絕期間前往南斯拉夫。我曾協助指揮南亞海嘯和海地地震災後救助、規畫消滅敘利亞化學武器，最近則在西非帶領對抗伊波拉行動。
我相當在乎聯合國所捍衛的原則，然而這也是我決定離開的原因。
本篇作者 Anthony Banbury
全世界正面臨各式各樣駭人的危機，無論是氣候變遷的威脅，或是恐怖份子在敘利亞、伊拉克和索馬利亞等地攻城掠地，聯合國的存在都是為了對抗這些挑戰，它確實也做了許多無價的事──在南蘇丹等地保護平民、施行人道救援等。然而整體來說，拜大規模的管理不善所賜，聯合國失敗了。
6 年前，我成為助理祕書長，到紐約總部上班。雖然也曾見識過繁文縟節，但我沒想到，這裡充斥著含糊的極權式訓誡和看似合理的荒謬邏輯。就算把一群邪惡的天才關進實驗室，他們也沒辦法設計出如此繁複的官僚體制，即使費盡心力也得不到預期的結果。這個體制就像是黑洞一樣，無數納稅錢和人類的理想終被吞噬、永不見天日。
僵化的人事體制是它的首要問題。聯合國需要盡可能快速的招收頂尖人才，但他們平均要花 213 天才招募得到一個人。更讓許多人驚詫的是，今年（2016 年）一月，管理部門還實施了新的招募機制，使得招募期很可能拖超過一年。
伊波拉疫情爆發時，我極需合適的人手到前線幫忙，上頭卻告訴我，我在南蘇丹的同事在體檢過關前，都無法過來工作。我們當時正在對抗奪走上千條人命的疾病，事態可能一發不可收拾，卻得花好幾週來等待這位健康的同事文件獲得核准。
一直以來，想要加快進度唯一的辦法，就是打破規則，這也是我在非洲迦納阿克拉所做的事。我以獨立特約的方式雇用了一位人類學家，她幫了我們大忙，因為部分地區之所以會出現伊波拉病例，是因為當地傳統的下葬方式無法安全防疫。我們必須仰賴如人類學家這樣的人來了解當地的傳統，才有可能找到方法說服當地人改變做法。據我所知，聯合國在任務中從來沒有聘請過人類學家，那個人類學家後來在我離開後不久，也被解雇了。
聯合國指揮數十億美元的維和任務，肩負終結戰爭的重責大任，卻無法迅速找到人才，或果斷解雇無法勝任的冗員。這顯示聯合國官僚體制扭曲至極，私人決策的危險性竟然高過待援國面臨的危機。
「低度問責」是體制失能的另一個原因。曾經有個大型維和任務的組長明顯失職，許多人曾想方設法趕走他，卻苦無重大罪證。在聯合國，要開除某個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過去 6 年內，我從未聽聞有任何國際駐地人員因為表現不好而被處分，更別說開除了。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許多決策都取決於政治權衡，而非聯合國堅信的價值，或現場的事證。
維和部隊經常在缺乏明確目標和撤離計畫之下，在外執勤多年，不僅限縮各國政府的發展、讓人忽略社會經濟的影響，還花掉數十億美元。1992 年我第一次參與維和計畫前往柬埔寨工作時，不到 2 年便能離開，然而現在，10 年內便能徹出的計畫已經是很少見的特例。
以海地為例，當地武裝衝突止息已超過十年，但一支逾 4500 人的聯合國部隊仍然駐守當地。同時，聯合國也沒有達成原本最重要的使命──協助海地建立穩定且民主的公共體制。選舉因為疑似舞弊而延期，臨時總理表示：「海地正面臨嚴重的社會與經濟困境。」而軍事佈署對這些問題毫無助益。
最悲痛的失敗是位於西非的馬利任務。2013 年初，聯合國決定派遣 10000 名軍警到馬利，以應對占領北方部分區域的恐怖分子。但令人費解的是，我們派出的部隊還未完成反恐訓練，並且被明確告知不要和對方交戰。這支部隊八成的資源都用在後勤和自身防禦，到現在已經有超過 56 名人員喪生。聯合國在馬利的任務，正首度邁向無法脫身的泥沼。
但是！最讓我難過的還是聯合國在中非共和國的所作所為。聯合國在 2014 年從非洲聯盟承接維和任務，我們必須選擇要接收哪一支部隊。在未善加研議的情況下，只因為犬儒的政治考量，我們便決定接收剛果民主共和國及剛果共和國的士兵，完全無視這些士兵曾被舉報嚴重違反人權。這些國家的軍隊接著便時常性侵並虐待當地人，尤其是年輕女子──那些聯合國原本要保護的人。
去年（2015 年），剛果共和國的維和人員逮捕了一群平民，在沒有任何合法依據下毒打他們，導致一人在拘留時死亡，其他人則在送醫後喪命。身在紐約的負責官員對此卻毫無表示，更沒有嚴厲斥責。
因為施虐案例愈來愈多，要求遣返這些士兵的聲浪漸增，與此同時，又有更多性侵孩童案浮出檯面。今年 2 月，我們終於趕走了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士兵，但部分剛果共和國的士兵依舊尚未徹離。
1988 年，我接下聯合國第一份工作，在泰柬邊界的柬埔寨難民營擔任人權專員，調查窮人和弱勢族群遭性侵和謀殺的案件。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得調查我自身組織的成員，他們在高層官員因犬儒權衡、坐視不管之下，犯下相同或更糟糕的罪行。
我不是第一個警告聯合國官僚體制將阻礙自身維和計畫的人，但是這些批評經常出自一開始就看衰聯合國的人。但我的立場不一樣，我相信為了讓世界更好，聯合國必須成功。
今年（2016 年）聯合國將選出新任秘書長，各國政府、特別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必須謹慎思考他們想從聯合國得到什麼。聯合國是和現今時代格格不入的落伍組織，如果它真的想維護和平、人權、發展和保護氣候的宗旨，就必須選出一位勇於大刀闊斧改革的領袖。
官僚體制不能凌駕於任務之上。首要之務是全面檢視我們的人事體制，我們需要邀請外部專門小組檢驗體制，給我們建議；其次，行政開銷總額必須限縮在任務開銷的固定比例之下；第三，管理部門應該交出預算分配的決定權，由另一個獨立單位向祕書長呈報；最後，總部行動各別項目都必須建置完善的考核制度。
聯合國擁有許多聰明、勇敢且無私的人才，但很遺憾地，有太多人缺乏執行該組織任務的道德感和專業能力。我們所需要的聯合國領袖，是將「做對的事」視為理所當然並積極執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