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昱 x 何榮幸：革命需要埋鍋造飯。走一條看不見的路，你敢不敢？
NPOst 交流站於 9 月 26 號在 CLBC Coworking Space 舉行第五場公益爆米花講座，邀請九月份的選書《我往那裡走，因為那裡看不見路》作者方昱以及天下雜誌總主筆何榮幸對談。從書中理論走出來的社會工作者方昱，與自稱「社工界逃兵」的何榮幸一起以「社會工作」的角度出發，分享這段經歷給他們帶來的啟發。
從台北城到鹿谷鄉 從理論到社區工作的實踐
1999 年 921 地震後，受到在南投災區幫忙的朋友邀請，當時仍是學生的方昱到山上照顧小朋友，因為深受小朋友們的喜愛，「他們問我要不要留下來當工作人員，我就答應了。我從小住在台北市，終於可以用非觀光客的身分去生活，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方昱打趣的說。第一次到南投，是因為全家到溪頭旅遊，方昱仍記得那一次吵著爸爸要吃竹筒飯的事情，沒想到在很多年之後，她居然在此定居，擁有一幢自己的小房子，成了南投的居民。
方昱還是學生的時候，曾在台北榮總參加社工員的實習，覺得那是一個不必到處奔波曬太陽，可以一輩子在冷氣房裡的工作，既有挑戰性也有尊嚴，那時候心中的第一志願就是到台北榮總當社工。後來，多了一個到「南投鄉下」的選擇，讓她非常掙扎。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滿幸運的，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台北榮總的工作）看起來美好，又是我想要的，但如果接受那份工作，我現在幾乎就可以預知，我 30 、40 …直到 80 歲的生活，在講這個的此時此刻，就已經活到人生的終點。」因此，方昱決定到南投去，跟一群不認識的人，活一個不知道會怎樣的人生。她對自己說：「 方昱，你要記住，以後人生遇到很難選擇的兩條路時，永遠要選那條原本的方昱不會選的，選那條路就對了。要選原本的自己不會選的那條路。」這也正是書名的由來。
走一條看不見的路
大學就讀政大社會系，接著進入東吳社工所，並於東海大學社工所完成博士班，長期於社會工作領域鑽研，方昱不覺得厭煩，反而非常喜歡。已出版一年的作品《我往那裡走，因為那裡看不見路》正是碩博士論文的集合，只不過方昱將理論的部分抽掉，保留許多小故事讓讀者容易理解社會工作者的情況。雖然如此，但方昱表示，她的碩士論文都在「罵」社會工作，書中理論與現實工作完全不同；她也不認為自己的社區工作是在做好事，她誠實的表明，是為了自己而從事社會工作。
自立的老人食堂
剛到清水溝工作站（現為清水溝重建工作協會）時，夥伴們希望方昱找出自己想做的東西，她便每天與村裡的老人回家吃飯、聊天，才發現他們一頓餐點會放置很久，因此發想了阿嬤下午茶，希望邀請社區老人家一起喝下午茶，卻發現阿嬤們下午都在睡午覺，這個計畫只好胎死腹中。但這個想法卻是「老人食堂」的起點。921 地震發生之後的台灣擁有強大動能，每個人都很願意出錢出力，只要你願意做事就會有資源，那個時期也發展出許多感人且熱心的故事，老人食堂就是從 2000 年底開始，直到今天都維持著週一到週五提供晚餐。
老人食堂其實就是社區產業的一部分。方昱待在老人食堂的後期，還能夠讓老人食堂不依靠因 921 地震而靠攏的資源持續下去。「老人食堂成立的後半期，我大部分是個商人，拜訪各式公司、安排行程。」方昱以賣茶葉的方式來籌措老人食堂的資金，使這個食堂能夠自給自足。
與談人何榮幸則直白的說，他很佩服方昱投入社會工作。何榮幸說，他自己是一個社工組轉社會組的逃兵，後來成為一位記者，與社工一樣的地方是 ── 都不賺錢，「做一份不賺錢的工作，就只好去賺一些成就感、使命感，以及與社會連結的心情。」
走進人間 以記者的身份觀察社會
少年時期的何榮幸深受《人間》雜誌影響，不過，「看《人間》雜誌覺得愈來愈不對勁。」何榮幸想，幫助個案能夠幫到什麼時候？個案工作、社區工作很重要也很有意義，但若無法碰觸結構性的問題，那能夠解決什麼？不幸的事件只會重複發生。「但我也是很久以後發現，事實上未必如此。」何榮幸說。
在社會系念越久，何榮幸越發覺，現實社會中，個案跟結構就是兩回事，對個案的滿腔熱血都會在認識愈多不義的結構之後消失。因此，何榮幸想從理論、結構探討去改變這個社會，也一步一步遠離了個案工作。
開始探討社會結構，走到現實感最強烈的路徑，何榮幸自然選擇最熟悉的文字來當作工作，如同高中校刊社、《人間》雜誌給予他的影響，之後他同樣選擇了文字來作為發揮影響力的媒介，他認為文字是改變社會最快的方式。
何榮幸於 1991 年進入新聞界，走上記者這條路。17 年後，他在中國時報發起〈我的小革命〉系列專版（後來集結成書），報導台灣社會知名度不高、有核心價值的公民行動，除了希望可以感動讀者，也激起讀者採取行動的慾望。何榮幸也舉了三個例子：胖卡、生態綠、通用設計。
他說，可以看到〈我的小革命〉影響力發揮速度很快，通用設計的專版刊登不到一週，就有一位來自花蓮、先天萎縮的小朋友，因為這則報導得知通用設計的 U 型筆，他原本因為無法握筆，只能用嘴巴咬筆，長久之後會因感染、漏水而受苦，但使用 U 型筆，則讓他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樣正常學習。
從 921 到 88 風災的觀察。
改變個案必須碰觸社會結構
2008 年 9 月，何榮幸想要做 921 的紀念專題，其中有一個版面就是南投清水溝的老人食堂，但當時將採訪重點放在台大社會系的學妹黃毅綸。何榮幸佩服方昱勇於投身社區實踐，他認為自己就算沒有轉出社會工作組，也無法像方昱一樣走上這樣的路，這必須投入熱情，也需要有強大興趣支持。
何榮幸回想，自己當初將個案工作與社會結構截然二分，但在社會實踐中不見得如此。「改變社會結構好像是大革命，容易對此充滿憧憬；當我們愈這樣想，愈容易忽略人本身的提升與改變是其中無可或缺的一環。」何榮幸說，如果人的內涵與品質無法改變，那個社會也無法被推進，但若過度集中在人的改造之上，相信如此便能使社會翻轉，又太一廂情願。
做為記者，何榮幸從〈小革命〉專版開始了另類的媒體觀察，他發現想要拉近理想與現實的距離，便要長期的埋鍋造飯，理論上的革命翻轉沒有那麼困難，難在你是否有這樣的熱情與能力，以及如何面對碰到的挫折。許多人投身公益，帶著高遠的理想而來，到碰挫折幻滅後離開，何榮幸認為這非常可惜；對知識分子而言，更重要的是追尋自己，他花費了十幾年才知道個人與結構改變之間的關係，以及推動社會進步的意義。只需問問自己，「現在這條路，能跟別人多不一樣？還能不能走下去？」
方昱親自讀一段書中的文字
活動結束後的大合照，希望大家下次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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