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為什麼支持戰爭？關於同理心的黑暗面
翻譯／劉晏汝
大多數人都同意能理解他人的感受是善良的要件，如果我們能站在他人立場思考，多替他人想一點，那我們就能更了解他們的喜樂與痛苦，是吧？
事實也許沒那麼簡單。
雖然人會因為有同理心（empathy）而幫助別人，但同理心也會掏空我們的情感，或引起想報復的心態，更重要的是，同理心可能混淆我們的判斷力。
大部分人討論到同理心的道德意義時，通常只聚焦在它的情緒面。歐巴馬成為美國總統前，在一段演說中強調同理心的重要──
透過他人的視角看這個世界，無論是飢餓的孩童、遭資遣的煉鋼工人，或因為風暴來襲而頓失家園的家庭，一旦選擇擴大你關心的範圍，無論是最親密的朋友或毫不相關的陌生人，你都能感同身受，那麼你就無法不採取行動、不出手相助。
歐巴馬最後一段說得沒錯，且目前有相當可觀的研究能支持心理學家巴特森（Daniel Batson）所謂的「同理利他假設」，這個假設指出「對他人有同理心，會讓你更想要幫助他們。一般來說，同理心能幫助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藩籬，它和自私冷漠背道而馳。」
過多的同理讓情緒失控
然而，同理心是很複雜的情緒，如果時常出現同理心，會導致你情緒疲勞。巴龍柯恩（Baron-Cohen）在他 2011 年出版的《邪惡的科學》中引用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研究，指稱邪惡的概念應該理解為「同理心的消蝕」。他假定每個人會依照「同理心曲線」出現不同的傾向，此曲線從等級六的「隨時關注他人的感受」，到等級零的「毫無同理心」。
人們若處在等級六的狀態下，會用情緒性同理心面對問題，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這會導致心理學家所說的「擬情困擾」（empathetic distress），這些人會出現超出同情、關心或幫助他們所愛的渴望，來映照出他人的苦痛。最終，他們的情緒會出現極大的動盪，端視他們遇到什麼樣的人，長遠下來會對個人帶來毀滅性的傷害。
同情（compassion）和真正的同理（empathy），其差異在一系列測試中得到科學佐證，根據牛津《社會認知與情感神經科學》學報顯示，大腦對於同理和同情的感覺會有不同的反應。研究員將受測者分成兩組，一組接受同理訓練，受測者會專注在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另一組則接受同情訓練，受測者會對於苦痛產生溫暖、關懷的反應。訓練員讓兩組人觀看關於人類苦痛的影片，發現同理訓練組的大腦中，對疼痛感受產生同理的區塊會變得更活躍，負面影響也會提升；相反的，同情訓練組卻能抑制負面影響，且有較多受測者產生正面影響。
這項發現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代表擬情困擾並非人們採取行動的要素，有同情心的人也可能重視其他人的性命，也能理解飢荒造成的不幸，也可能因此捐款做慈善。
被巴龍柯恩列為毫無同理心、等級零的另一個極端，我們通常將他們視為精神病患、反社會人士，或心理變態、反社會人格者，但較具侵略性的人真的比較沒有同理心嗎？根據研究資料與報告顯示，只有 1% 的研究對象是因為缺乏同理心才出現侵略性的行為，這代表缺乏同理心並不是形成侵略性行為的要素。
同理心與侵略性行為
相反的，同理心也許反而會導致侵略性的行為。生氣和同理心有許多共通點：兩者都在年幼時期顯現、存在於人類文化中，且兩者都和社會有關。生氣通常是在遇見可感知的不平等、殘酷或不道德後產生的反應。許多目睹犯罪或不公不義的人都會感到同情，出現關愛和同理心，但對象不是犯罪者，而是受害者，因此可能導致我們替受害者討回公道或報復犯罪者。
心理學家布芬（Anneke Buffone）與普蘭（Michael Poulin）則致力於找出讓人們對升壓素、催產素和賀爾蒙特別敏感的特定基因，這些激素與同情、互助和同理心有關。不出所料，擁有這些基因的受測者，其同理心和侵略性的行為關聯很高，天生比較有同理心的人如果看到陌生人受苦受難，會出現更侵略性的行為。
因此，雖然大多人都認為同理心肯定利大於弊，不需嚴加驗證，但太有同理心的人可能會精神耗弱，也會讓想要保護無辜者和報復罪犯的人產生侵略性的行為。
同理心影響判斷，重個體勝過群體
此外，同理心也是有偏好的。人們對於有魅力的人、和自己相似的人，或具有同樣種族或國家背景的人，會產生更多同理心。布朗（Brown）和他同事在 2006 年發現，人們在觀看一系列面孔的照片時，會對與自己同樣種族的面孔產生較多同理心。史都默（Stürmer）等人則在 2005 年發現，唯有在同一族群的人急需幫助時，同理心才會驅使人們伸出援手。
也因此，同理心是狹隘的。同理心能讓我們連結到特定的個體，同時卻對統計數據無感。這也是傳播專家都會藉重特定個體的生命故事來宣傳的原因之一。如同部落客伊凡斯（David Evans）所說，把統計數據和「人名、歷史和抱負」做連結，是確保眾人參與和取得資源、進而推動目標的要件。研究顯示，我們對一個個體愈了解，對個人的關心愈會勝過群體。
這一點，政治人物倒是濫用得游刃有餘。他們會在大選中，拿駭人的個人苦難故事來創造一個議題，學者稱之為「恐懼政治」，因為這些個人故事會引起我們對無辜受害者的情感，促使我們支持用嚴苛的法令對付罪犯，這種反應甚至會混淆視聽，讓我們轉而支持戰爭。政治人物能生動描述戰爭的好處，例如替受害者報仇等，相較之下，戰爭的代價卻只會被化為抽象的統計數字。
如果我們暫時放下同理心的黑暗、極端面，大眾論述也許能更公平、更符合道德。如果我們能真正體會，失去一百條性命比失去一條命更加嚴重，如果我們能認同，遠在他國、和我們看起來截然不同的人，他們的性命跟我們的家人一樣重要，那麼政策就能有所改善。我們或許也能更理解違反人權等議題的重要性，因為這些議題都需要理性的回應才能受到重視，我們也能重新思考人道援助和國家的司法正義體制，選擇合理的道德義務、承擔可能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