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嶺專欄／樂施會海地性侵案：除了敗德，NGO 駐外現場如何形塑性剝削文化？

2 月 9 日，華盛頓郵報斗大的頭版標題，震撼了人道援助工作界與他們的捐款者們。在「樂施會（Oxfam）高層與海地地震生還者從事性交易」的報導中，樂施會海地辦公室被指控在 2010 年海地地震後，包括其辦公室主任在內的多名樂施會男性援外工作者，涉及集體與當地的未成年女性性工作者從事性交易，甚至利用樂施會提供的公務宿舍，作為集體嫖妓的場所。

事件被揭露後，樂施會立即解雇了 4 名涉案的底層員工，而包括海地辦公室主任在內的 3 名主管，亦迅速在壓力下主動辭職。然而，監察這起事件的英國官方慈善委員會表示，樂施會雖然對有關人等進行了懲處，卻沒有坦白提供海地這起援助人員嫖妓事件的全部細節。言下之意，樂施會或許仍有所隱瞞，也意味著整起事件涉案人員的層級，或有向上擴大，甚至有其他國際組織人員參與其中的可能。

在天災後的海地，當受雇於國際組織的外國人成為當地生活必需物資的唯一來源時，原就處於社會底層的災區女性，不得不為了自己與家人，向遠道而來的人道援助者尋求任何可能的幫助。面對這種權力極為不對等的情境，缺乏議價能力的受援國女性，居然必須要付出性服務，來交換這些原應無償提供的人道援助。而這正是讓人感到最為憤怒的地方：利用弱勢者的處境，不平等的性剝削堂而皇之的在本該剷平不平等困境的人道援助工作中上演。

行之有年的性剝削文化

事實上，根據樂施會不願具名的前僱員對 BBC 的陳述，這種涉及對被服務者進行性剝削的事情，在樂施會駐海地的辦公室裡，甚至已然變成一種多數員工都參與其中的「辦公室文化」。這使得人們感到震驚與失望：原應助人的人道援助者，為何如今卻墮落為集體參與性剝削，成為再製不平等的幫兇？

樂施會在海地的例子，真的只是極少數的害群之馬嗎？答案或許並非如此。隨著醜聞越滾越大，更多人道援助界的內部爆料者亦決定打破沉默，揭露自己所目睹的惡行。包括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在內等數 10 個援助機構都被點名，指出其駐海地的員工在嫖妓事件中也參與其中，衍然揭露出一個跨組織的人道援助工作者買春人際網絡。在各方指控下，事件最終指向最可怕的樣貌。

事件發生後，樂施會的定期定額捐款者在短短幾天內，流失了超過 7000 人。作為全世界最老牌的援助工作組織之一，樂施會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與品牌價值崩盤。而作為樂施會最大的捐助者，英國政府更宣布將重新檢討是否持續給予樂施會補助款項。「除非你能夠保護包括受援者、員工和志工在內的每個人，否則我們不會為你提供資金。」英國國際發展部長佩恩莫道恩（Penny Mordaunt）在樂施會醜聞發生後、一場於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國際會議中說道。在這之前，英國政府每年平均提供樂施會高達 4500 萬美元的補助。而除了提供龐大財務支持的英國政府與私人捐款者，身為受援國的海地政府也表示，將評估是否終止所有樂施會在當地的援助計畫。

英國政府揚言刪減對樂施會的補助，這樣的威脅是面對這種危機的良好處理方式嗎？又，海地政府倘若勒令樂施會全數撤離，真的能夠解決這種其實已根植於人道援助產業的陋習嗎？這些問題，都在主流媒體中被忽略了，取而代之的只是人道援助者對受援國女性進行性剝削的背後，那些立基於新殖民主義大架構下的批判。然而，在冷門的人道工作突然躍上公眾目光的此刻，提升人們對援助現場的了解，而非在驚恐與憤怒下開展公共討論，似乎才能製造更好的機會來促進援助機構改革。

男性主導的高壓領域

首先要先理解的，是雖然近年來已有不少女性工作者參與駐外人道援助工作，但在傳統男女二元想像的侷限下，像急難救助等需要派駐在高危高壓高不確定性環境的特殊領域，仍無可避免的成為一個充滿陽剛氣質、男性占大多數的社群。

和任何產業的駐外工作者相同，駐外人道援助者的圈子，其實也是個相對封閉的社交環境。雖然部分駐外工作者深知與駐在國當地居民建立私人友誼的重要性，並樂於融入當地社群，然而仍有為數不少的援助工作者，把援助工作當成一個僅僅藉此領取高薪的工作。在陌生駐地裡的高壓工作下，大多數援助工作者寧可跟其他處境相同的外籍工作者聚在酒吧裡互吐苦水消磨時光，也不願將難得的假日拿來悠閒且從容的理解當地。這種排他的外國人人際小圈圈除了提供彼此一個互相慰藉的環境，也因此強化了定見，甚至成為如何剝削駐在國人民的交流溫床。

高壓力的工作與封閉的社交環境，在在都讓身處急難救助行動裡的人道工作者，缺乏適宜且正當的壓力排解方式。對受援國人民買春的文化，於是在這種扭曲的生活情境裡產生。「最核心的問題是：我們依舊是在男性主導的世界裡，生活於男性主導的文化中。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性剝削的惡行發生了，卻沒有人敢說出來，並要求對加害者課責。」聯合國祕書長古特瑞斯說：「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做任何事，來扭轉這種文化。」

遠在天邊的工作現場

扭轉這種文化並非易事。更不幸的是，對極度缺乏人才的國際急難救助產業來說，同一名急難救助工作者可能會在不同組織與國家之間來來去去，並隨著他派駐職涯的發展，把性剝削的文化帶到其他國家的駐外工作圈裡。而性剝削的集體犯罪特性，以及擔心組織名譽受損的考量，也使得即使該急難救助者因為性剝削而遭到解雇，新的雇用組織在針對此工作者的信譽諮詢其原單位時，無法充分知情。

高壓且封閉的工作與生活環境，並非形塑駐外工作者買春文化的唯一理由。另一個關鍵，是駐外工作天高皇帝遠的性質，以及與受援者之間缺乏外部制衡的高度權力不對等，讓買春行為得以堂而皇之、無法無天的上演。

駐外工作者的工作日常，是個難以被有效監督的環境。援助國官方與援助組織總部除了一年到訪幾次，查查資料、訪問那些被安排好、等待視察的受援者，根本無從得知自己派出的駐外工作者在幹嘛。此外，除了少數國家如緬甸或蘇丹等，原本就是被國際壓力逼迫才不得不讓外國組織進入協助，對外國人因此充滿戒心，大多數如海地般的受援國往往都失序失能，面對國際組織缺乏議價能力。拿人手短的受援國政府因此在面對他國駐外工作者的脫序行為時，除非如這次的性醜聞般一發不可收拾，否則大多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吃案態度，以避免不必要的爭端。

訊息封閉，NGOs 球員兼裁判

另一方面，駐外工作者身處援助現場，亦成為母國公眾了解受援國狀況的主要資訊來源，這種特性更讓其得以輕易操縱閱聽人對駐地的認知。在如此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國際援助裡任何不光彩的部分，根本難以被母國政府與捐款人知悉。此外，大部分西方媒體多半只能透過駐紮當地的國際援助組織人員，作為受訪者、資料提供者或排除採訪障礙的引路人，在這種關係下，援助工作者自己犯下的罪行，自然因為球員兼裁判之故，難以被媒體所發覺。回顧這次的事件，若非有曾經身為性醜聞涉案人的前駐外工作者爆料，或許這起多年前的惡行，終將被永遠掩蓋也說不定。

基於前述理由，在任何外部行動者都難以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強化援助組織本身的稽核與管理制度，成為唯一可以避免錯事一再發生、有力監督駐外工作者的方法。

事實上，在這次的事件過後，樂施會除了承諾將加強對應徵者的背景審核，也承諾將設立一個獨立的監察機構，在不經過駐地辦公室的前提下，重新調查過去駐地員工所涉嫌的性剝削案件，並對駐地人員進行私底下不定期的稽核。樂施會也建立匿名的檢舉熱線，提供受援者舉報駐地員工的非法行為。

樂施會固然跨出了保障受援者的一大步，然而光是內部改革，真能有效杜絕性剝削的發生嗎？「過去當這樣的醜聞暴露時，公眾總是會在短時間內感到恐慌，援助組織亦會千篇一律的表示『這種事件非常的糟糕，我們將加強內部的機制，來杜絕事情再次發生』，接著就船過水無痕了。」美國人權運動家，同時也是針對聯合國維和部隊在駐在國進行性剝削發起反對運動「藍色代號」（Code Blue）的 Paula Donovan 說：「 然後這種事又發生了。」

有效究責、強化管理方為上策

事實上，即使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政府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杜絕員工對受援者進行性剝削方面做了不少革新，性剝削仍然普遍存在。「我們制定了防治性剝削的指導方針與政策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但這並不夠。」慈善組織聯盟「人道主義核心標準」（Core Humanitarian Standard）的負責人 Judith Greenwood 說：「我們缺乏的，是一個能有效課責的『處置』。」

各種調查報告都顯示，駐外工作者犯下的性犯罪很少為犯罪者帶來嚴重的後果，頂多只是被其組織解僱而已，來自駐在國乃至於母國的司法追訴往往不會發生。「組織應該主動揭露犯行並要求檢警介入偵辦，甚至協助受害者循司法途徑追求正義，讓自己組織的犯罪員工負起法律責任」這樣的呼籲在公眾壓力下，逐漸成為各組織對於改革的共識。

樂施會的例子，或許只是龐大共犯結構裡的冰山一角。其教訓能否撼動整個人道援助界，使之決心改革不光彩的駐地文化，最終或許仍得回到組織、援助國、受援國與捐款者各方是否能共同合作，給予犯罪者零容忍的嚇阻。而另一方面，在這個 #MeToo 運動風起雲湧，公眾對於工作場合中任何形式的性侵犯都難以容忍的時代，人們對於自身權利認知的啟蒙，也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透過網路迅速地跨國擴散。來自受援國草根對於人道援助者的制衡，或許在未來也能成為一股無法小覷的力量。

基於真正的尊重與平等來實踐人道援助雖然困難，但在一次又一次令人痛心的事件餘波下，終究還是步履蹣跚的前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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