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逝世至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下簡稱《房》）一書熱議不斷，8 月 22 日臺南地檢署以證據不足，對陳姓教師不起訴處分。此一結果出爐，大致有幾種不同的看法──其一為「不滿」，期待事件擲下的小石能持續擴散蕩漾，對於妨害性自主的司法判定能夠更細緻縝密；其一為依不起訴結果，重新演繹詮釋「林奕含的經驗」，偏向解讀其為情感事件中遭受的傷害，其情可憫，但不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不拘任一方觀點，只要能夠促發我們思考並重新審視臺灣社會下的青少女處境，都存在著重要意義。事實上，林的小說問世後，隨著她的驟逝，對於小說內容的公共討論相對少，書中主角、配角、襯角，就像是林現身打開一把互相折疊的扇子，心理諮商工作者蕭景云形容，閱讀時感受到林透過一個扭轉、扭轉再扭轉的視窗，把她的關切向著讀者揭露，而人們究竟在閱讀《房》時被觸動了什麼，亦少討論。
此議題進入司法流程時，林已過世，無法開口回應，因而所有對「林奕含經驗」之「猜測」及「認為」或許都不恰當。英國約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周華山認為，自作品被生產出來那一刻始，作者已經死亡，而「讀」者的生命才剛開始，且作者也只是千萬讀者中的一員（周華山，1993）。而經由書中主角房思琪一再出現的提問與困惑，作者的關懷浮現──以青少女作為性的載體，道德上可不可以？意指，青少女被「符號化」成為承載「性」的對象，在道德上是否可被接受？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則鑑與讀者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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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無處可說，如今各懷傷感
專長為感情議題，同樣走過升學主義的心理諮商工作者蕭景云，閱讀《房》的感想是：「以諮商工作者的角度來看，《房》之所以會激起這麼多共鳴，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被傷害的經驗、不好的性經驗，或是被欺騙的、被利用的感情關係，第三者、不舒服的師生身體接觸，那些會成為一個情感上的集合，我們會挑取我們曾有過的傷害經驗去認同，這是社會集體的各懷傷感。」
青少女時期是一個很特別的階段，「如果我們走過同樣的經驗，就會知道那個時期的時間維度和其他階段不太一樣。17、18 歲的青少女要處理、面對的議題很多，這段時間很寶貴、關鍵，而且很脆弱敏感。」比如高三看似只有「1」年，但主觀上會覺得很久；幾個月的戀情，在當時感受到的也可能很悠長。蕭景云提到：「國高中生的戀情，儘管發生 2 個月不到，但在校園諮商的經驗中常常可以看見傷害卻很深，那個時程很短，可是影響很大、拉很長。」
她形容這個經驗，就像一個縮到極小的小視窗：「我們的生活就像電腦螢幕視窗，它被縮到很小，但它存在，且會跳出來干擾。」平常生活不會想到，有類似事件發生時則會被挑起，「當時的她們可能會發呆，上課的時候就一直想，就像有 2 個世界在進行，一個是外在世界，一個是內在的疑惑，無法解答，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被這樣傷害，一直有這個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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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就像《房》裡面，房思琪的一再提問──
有一次問他：「最當初為什麼要那樣呢？」老師回答：「當初我不過是表達愛的方式太粗魯。」（p.198）
「思琪問李國華，又似自言自語：『我有時候想起來都不知道老師怎麼捨得，我那時這麼小。』」（p.166）
「老師，有很多像我一樣的女生嗎？」（p.118）
在這之間，對於「老師」這個語境有很痛苦的矛盾：「老師應該是要保護學生，為什麼會讓我落入這樣的處境？」
「身為老師，自己也走過 17、18 歲這個階段，箇中滋味應該曉得，再對學生做這樣的事，我認為是很嚴肅的道德議題。」青少年階段的生物驅力，剛好切入了一個心理上很懵懂的階段，也因此青少年時間最單純、最衝動，最容易「得手」：「還沒有學會辨認種種情感或情慾關係、還沒想清楚要不要跟另一個人在一起，在這之前，性行為卻先發生了。」蕭景云表示，因為工作的緣故也常常必須浸泡在專業關係裡：「我還是覺得『老師』不論道德上、職業尊嚴上，都不應該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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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景云在高中也有因情傷把自己封鎖起來的經驗，受傷的當下，很多協助的力量嘗試要進來，「但我會覺得：老師是一夥的、大人是一夥的，你們不可能了解我的痛苦。」在服務青少女時，也會聽到相似的吶喊：「你們要逼我成熟，可是你們卻不去責備『那個人』！」就像房思琪的日記裡，有很多的「憤怒」──
為什麼是我不會？為什麼不是我不要？為什麼不是你不可以？（p.30-31）
遺憾的是，對於任何一個個體而言，受傷、憤怒的時候，外在世界容易被歸類為一個類屬── 一個「大人」的世界、一個「你們都不瞭解」的世界，傷害綿延多年，雖然也嘗試讓幫助進來，但在最低落的時候，感受最尖銳的還是自己的「孤立」，「這就讓他／她們覺得儼然『只』有一個解決的途徑。」
有一種性侵，欺騙與困惑更多於暴力與反抗
刑法中「妨害性自主」的定義是：「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受限於經驗有限，當我們根據字面對「性侵害」進行想像理解，暴力的使用與否、「是否被強迫」往往被我們作為認定「性侵害」的有力判準。
然而，從加害人那一端蒐集而來的資訊及運作過程，可能迥異於我們的想像。
輔大臨床心理系教授黃健，專長為性犯罪心理病理與評估，提到接觸過的一位經常鎖定青少女為犯案對象的加害人，其犯案時使用的手法及說詞是：「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我按門鈴她都不出來，妳能不能幫我一個忙，按門鈴讓她出來，我再好好跟她講？」加害人按鈴前會說：「小妹妹，那妳準備好對方出來之後要怎麼說嗎？我們先去隱密的地方演練一下。」
「他對青少女用誘騙性侵的模式，和成年女性則是用『外遇』的方式，誘騙對方上床。」黃健說：「但『外遇』造成很多後續的麻煩、讓他很苦惱，因此覺得青少女比較無知，因為她們什麼都不曉得，比較不會帶來後續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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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心中存在這種「務實」的考量，並將之鎖定為對青少女的傷害：「犯案過後，往往等 1、2 個星期都沒有人報案、沒有任何風吹草動，他發現好像沒有人在乎這些事。本來他還會準備童軍繩、膠帶，後來發現做這件事比想像中容易，不太需要這些暴力的方式，就開始越來越誇張。」
以青少女作為性對象的加害人，行使慾望的質地，和「戀童」的加害人不甚相同：「戀童加害人行使手法常常是『我們來玩扮家家酒』：你當老婆我當老公，在描述的瞬間有一種怪異的感覺，類似在模擬建立一種社會關係。」而以青少女為性對象的加害人，則偏向性的層面和「征服」、「欺騙」的感覺。
暴力不是辨識性侵的唯一標準
其他不需暴力的犯案手法，以教師角色的加害人為例：「每次都用一個更進一步的氛圍，讓你覺察不到。例如我先對你示好，發現你也有回應，接下來是生理的距離、心理的距離越來越近，最後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你的腦袋其實已經被他說服了，他是用每一次漸進的方式，讓你感覺不到差異。」黃健說。
當然，加害人也會擔心受害人的腦袋突然「切換」、醒察，所以通常會用一些方式，讓受害人不會去跟別人討論：「加害人運用他的權力，讓受害人處在一個比較認知封閉的狀態，讓她無從比對，她唯一可以比對的是對加害人的信任。」黃健說。
在《房》當中，每個青少女作為性的載體，也都不需要暴力的設局，因此「性侵害」是否是以暴力或「被強迫」的手段進行，或許已不是作者欲提示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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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說「不」，不代表曾經說「要」
從性犯罪生涯軌跡的角度分析，研究發現有一群年齡較大的犯罪者，是在近 60 歲左右的年齡區間才開啟性犯行，其受害者有 2/3 屬未成年的受害者，黃健說：「我們推論，如果他有這種傾向，代表他一路都在用某種形式做這樣的事情，只是一直沒有被發現，所以年齡的曲線才會在高齡的地方攀升起來。他一直有在做，到後面他們越來越熟悉用某一種方法讓這些少女不會去報案。」
對大眾來說，一個比較陌生的現象是，受害者心境上的變化和被性侵害的既存「事實」有時不互斥：「從加害人端聽到他們的心理運作，會發現時常也存在著『困惑』。例如他原本預計要以暴力性侵一個對象，過程中卻不至於需要使用到暴力脅迫，他自己就會因此解讀為：這是不是某種形式的互動或自願？」
黃健說，受害人因此也不意外的發生認知來不及轉換的情形：「受害者沒有辦法把內心的困惑與性侵事實接軌，確認自己被性侵。但如果能夠說出來、有其他訊息進來幫助判斷，也許個體就可以切割其困惑與性侵害的既存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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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 16 歲，我們就突然成熟了嗎？
美國、英國對性行為的保護與限制，將年齡的切點定在 16 歲，並會考量兩造是否有具體的（5 歲以上）年齡差距。而在臺灣，和 16 歲以下男女發生性行為，刑罰較重，而與 16-18 歲的男女發生性行為，若受害人表示自己是合意，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年紀又不至懸殊（如加害人 20-30 歲），通常就會被判決緩刑、緩起訴。
換言之，和 16-18 歲這個區間的男女發生性行為，在司法上似乎較多詮釋空間。然而，定義性行為的最適當時機，「年齡」往往不是最好的分野，若成長過程中有權力對等的性嘗試或性啟蒙，大致知道「下一步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對於種種「不需暴力的性設局」，或許才能辨認、閃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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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同林奕含所描繪的「臺式升學主義」，其底下的青少女懵懂狀態可能更為綿長。黃健認為：「從心理成熟度去切出性行為的最適年齡很困難，所以法律才會訂出一個概略的標準。但心理學也在講變異性，必須考慮有一半的人在平均值以下，亦即年紀雖然到了，但心理成熟度還不夠。」
18 歲，代表的不盡然是準備與成熟，林奕含用象徵性的手法把「房思琪」的年齡設定在 13 歲，或許有她的隱喻與考量──在青少女階段，面對自己成為被行使慾望的對象、眾多「身體」當中的一個，隨之而來的片段、切割感受，是難以磨滅的震撼──
曉奇一路赤腳走到李國華的祕密小公寓附近，隔著馬路停在小公寓對面⋯⋯她看見熟悉的皮鞋褲腳下了計程車，她張嘴叫喊的時候發現自己發不出聲音，也馬上發現車的另一邊下來了一個小女生。顯然比她小了多年⋯⋯（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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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本建構了犯罪腳本
在價值整合的社會中，文化和法律的實踐方向「理應一致」，刑法中妨害性自主罪關於年齡界定的立法意旨，就是在保護 16 歲以下男女「不會」成為性的對象。然而，文化與法律是否一致、文化生活中是否以「青少女」作為性的載體，從色情文本中是否經常性的以「青少女」作為符號，或可看出端倪。
臺灣成人博覽會 5 月 23 日在其粉絲專頁 po 出日本 AV 女優吉川愛美身著北一女校服在教室場景內的照片和影片，原意雖在描述 AV 情節與現實生活中的差異，確也引起熱烈討論，但 AV 與制服的連結，引發北一女校方不滿，校友會會長唐慧文提出批判：「任何學校制服都不該被用在類似用途上。」教室、制服、少女，什麼時候成為我們熟悉的性符號？
「男生在成長過程中，私底下聚在一起聊這些事情，大部分都還清楚現實的界限在哪裡、哪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但經由「重複刺激」，現實與想像的界限也可能變得模糊。在黃健所接觸的加害人當中，有一位是 A 片品管：「日本拍了很多對學生施暴的片子，他每天都在看，重複刺激，那個連結就很強，導致看到制服，很容易就往性的角度去解讀，A 片當中的素材確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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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健對於連續性侵加害者的研究中，發現有 3 成左右的加害人屬於計畫型犯案，他們在真正進行性犯罪之前，腦海中已不知「演練」這些扭曲的性犯罪腳本多少回，令黃健好奇的是，這些付諸性犯罪的「腳本」（script）從何而來？
色情文本經常跟社會情境或各種職業類屬連結在一起，題材的選用似乎無可避免，但黃健認為，拍給「成人」看的片，卻以「青少女」為符號及想像馳騁的空間，則更令人憂心：「當然我們都知道那是『成人』去扮演的，但性喚起的時候你已經有一些能量，理智會被它剝奪。」
「性侵害」經驗的複雜度，不拘於受害人或加害人端，除卻此領域的專業人士，人們鮮少就各層面進行細緻討論，或者間接形塑主流論述對「性侵害」的既定想像，太快混淆了受害人心境及性侵害既存事實的相關性，不知不覺間，開始有個隱形的聲音在告訴我們：「有喜歡、交往的感覺，可能就不是性侵害」、「他們之前就有交情及互動，所以這不是性侵害。」
然而，經驗的細微之處，難由固定的方向瞥見，房思琪看見了「世界的背面」，讀者的責任則是，從不同的方向、由經驗的縫隙及摺疊之處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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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與「支配」，並非權力的唯一樣貌
後現代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傅柯（Michel Foucault），其思潮多環繞於權力的微妙運作，公領域的判定及結果，往往反映了傅柯眼中的「大歷史」── 一個「唯一」、「正確」、「客觀」的歷史，而人們對於大歷史的迷思與擁抱，如同根深柢固的社會刻板印象，讓受害者消「聲」匿跡，閱讀時我們亦感困惑──房思琪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走進「那個房間」、那段關係？傅柯卻認為，對方必須有選擇的自由，權力關係才存在，「我讓你有選擇的自由，才能彰顯我的權力。」
如同老師出作業給學生寫，學生當然也可「選擇」不寫，但最終通常學生會「選擇」寫，在《房》當中林奕含也運用了類似的比喻──
「可以說話之後，我對老師說：『對不起』有一種功課做不好的感覺⋯⋯老師問我隔週還會再拿一篇作文來吧……我也知道，不知道怎麼回答大人的時候，最好說好。」（p.30）
「李國華覺得自己講得很好。平時講課的效果出來了。他知道她下禮拜還是會到。下下禮拜亦然。」（p.64）
「權力」並非固定黏著於某個社會角色的持有物，權力關係之運作比我們所認為的「逼迫」、「支配」更微妙，若假設：「像房思琪和李國華這樣沒有正式師生關係，就不在權力運作裡面。」這樣的權力觀不夠實際，也不夠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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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思琪說：「我現在常常寫日記，我發現，跟姊姊說的一樣，書寫，就是找回主導權。」（p.168）林奕含的作品點出升學主義獨特的歷史脈絡下，「青少女」的經驗與處境，「戀愛」、「誘姦」、「權勢性交」、「兩情相悅」這些名詞的給定或許都不足以完整體現，這斷裂處驅動林奕含進行小說的創作，《房》亦突顯主流社會看待「青少女」的嚴苛：時而窄化房思琪為「無性生物」：「一個覺得處女膜比斷手斷腳還難復原的小女孩（p.63）」，時而看待郭曉奇為網路上謾罵的「母豬」：「論壇每天有 50 萬人上線，很快有了回覆。與她想像的完全不同⋯⋯『所以妳拿了他多少錢』、『鮑鮑換包包』、『還不是被插得爽歪歪』」（pp.192-193），卻又將她們拋置於一個對「青少女」有綺麗幻想及慾望投射的社會。
《房》書問世後，不少讀者嗟嘆：「如果小說中寫的東西是『真』的，這個世界就太恐怖了！」我們知道，小說從來不會百分百還原某段歷史，是否真實發生在作者身上，不是繼續關懷的重心。但小說確有呈現既存社會現象的功能：不需暴力的性設局、少女被符號化成為性的載體，這些事情都真實發生在我們的文化及生活中。過去發生、未來也許還會發生，期待任何一個「青少女」，帶著她們無以名之的經驗與困惑來到我們面前時，都能夠被聆聽、充權。
參考資料：
- 周華山，1993。 《意義─詮釋學的啓迪》。臺灣商務印書館。
- 林奕含，2017）。《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臺北市
- A.S.Chambon 著，王增勇等人譯，2005。《傅柯與社會工作》。臺北市：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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