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臺北市內湖令人心碎的女童受害案，傷心的母親面對媒體，強忍悲痛冷靜訴說，希望政府各級單位能夠做些什麼，讓媽媽們能放心帶小孩，或讓媽媽們能放心工作，盼望能從根本、家庭與教育來解決。
從余宛如要求 3 歲以下孩童進入立院、Selina 的「賢妻」之說，到現在一個傷心母親的沉痛請願，國家究竟該如何照顧孩子又照顧父母，社會究竟對親職與女性有什麼樣的期許，個別家庭該煩惱的事，如何被認真看待為「國家大事」，楊佳羚此篇文章參照瑞典福利政策，給我們很好的思考方向。
文／楊佳羚 前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祕書長
有意思的是，無論我如何強調易子而教的好處，大力稱讚瑞典幼兒園老師如何訓練小孩獨立生活與獨處的能力，可以讓當媽的我一派輕鬆，但是當我跟別人講到「我們家小孩一歲又兩週就開始上幼兒園，她把幼兒園當小學念了六年」時，反應從輕微的搖頭到大聲高呼「夭壽！怎麼那麼早」，全都反映了她們的不認同──因為「小孩還是要自己帶」！
然而，所謂「自己帶」雖然人人會說，但最後帶小孩的責任還是落到女人的肩膀上。從主計處的統計中，可以看到 2010 年 15-64 歲已婚女性，最小子女未滿 3 歲的照顧方式有 54.9% 由自己照顧。雖然已比 1980 年的 82.75% 低，但其實仍遵循「自己照顧」的模式，只是由母親轉為「祖父母或親屬照顧」（此照顧類別的統計數據，從 1980 年的 14.64% 提高到 2010 年的 34.74%）。亦即，1980 年有 97.39% 未滿 3 歲的小孩是在個別家戶中由母親、祖父母或親屬照顧；2010 年仍有 89.64%。因此，臺灣社會強調「小孩還是自己帶最好」的論述與實際育兒安排，在這卅多年來，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正如我曾在《臺灣女生 瑞典樂活》書中寫過〈不同制度 不同母親〉，育兒應如何安排，也深受制度、論述的影響，背後有著不同的意識型態，也會對女性、親子、家庭，以及女性與家庭、勞動市場及國家的關係造成不同的影響。
瑞典：國家要照顧孩子，也要照顧父母
以我之前生養小孩的國家──瑞典為例，我的小孩之所以那麼早就開始上幼兒園，是因為市政府有責任提供一歲以上小孩托育照顧服務；而且這樣的福利服務不限於瑞典公民才能享有，而是跟隨「居住權」而來，只要住在瑞典的小孩都能享有托育照顧與教育。正因為有 480 天的有給親職假，供父母在小孩滿 7 歲之前彈性請領，以及提供給一歲以上小孩的托育照顧服務，才讓父母不用在家庭與工作之間抉擇。2013 年，瑞典 1-5 歲小孩有 88% 都在幼兒園的托育系統裡；在小學階段，課後照顧也涵蓋了 83% 的 6-9 歲小孩及 19% 的 10-12 歲小孩。普及的托育服務及支持父母就業與育兒的政策，使得瑞典有著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平均勞參率 83%）及高生育率（平均每個女人育有 1.9 個小孩）。
然而，這樣的情形在瑞典並非向來如此。在 1960 年代，單薪家庭仍是瑞典社會的常態，父親被認為是家中的經濟支柱，母親則被視為主要照顧者，只有不到 2% 的小孩在公立幼兒園裡（現今則剛好相反，瑞典的家庭主婦比例只有 2%）！
即使當時瑞典社會的主流育兒論述為「小孩自己帶最好」，但社會中也開始出現對兩性「雙重角色」的辯論，認為應該讓兩性同時成為有職工作者與照顧者。這類性別角色的辯論與學術研究讓瑞典親職意識型態出現轉變，而學者也在委員會（注）的研究報告中生產出一套「反對論述」（oppositional discourse），把原先只被當成是「個別家庭」要去安排的照顧需求，轉變為國家政策要認真面對的「國家大事」。
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小孩在家與和外界孤絕的母親相處時間太長，將有害兒童發展。此外，研究報告也認為公共托育的專業教師將成為兒童「愛的資源」，使小孩能在公共托育的環境中成為具有民主素養的個人。研究報告中所援引的教育、兒童需求與兒童心理發展理論，打破了之前認為「小孩最好自己帶」、「應由母親在家中照顧小孩最好」的觀念。
除了委員會運用社會科學建立一套新的育兒論述，建議社會政策要協助雙親都能成為有職工作者與照顧者之外，1960-70 年代的瑞典社會勞動力短缺及工運、婦運的社會脈絡，也使得全職在家的女性成為勞動市場欲開發的重要勞動力，而讓「女性」的托育照顧需求轉為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
為了讓女性加入勞動市場，瑞典從 1970 年代開始一連串家庭政策的改變：1974 年開始，原本的「母職假」改為「親職假」，讓女性走出家庭的同時，也提供男性回家照顧小孩的管道。1979 年，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的父母，有權只工作 6 小時。而瑞典從 1930 年代就宣示的，要提供人民從搖籃到墳墓的照顧的「人民之家」理想，也是到了 1970 年代開始，才廣設保母與公立幼兒園的托育服務。
教育是投資，還是權利？
瑞典經歷了這樣的育兒論述競逐，才讓普及的托育服務得以建立。瑞典的托育照顧被認為同時是父母及孩子的權益，一方面使父母可以兼顧工作與家庭；另方面則使兒童能得到良好的照顧與教育。同時，也透過平等的照顧與教育機會，來減少階級差距，以免一再覆製階級凝視下的魯蛇人生。
我曾在大學通識及性別所課堂詢問學生：「教育是投資，還是社會權利？」結果，被爸媽一路「投資」到大學的學生們多數選擇了前者。然而，瑞典主流論述卻認為，教育是人民的社會權利，並希望透過教育消弭社會差距。像前面提到的育兒論述轉變，除了受到與性別平等息息相關的「性別角色論爭」影響，更重要的，乃是瑞典以工人起家的社會民主黨，將托育議題轉變為性別中立的「家庭議題」，以「階級平等」涵蓋「性別平等」。
從瑞典拉回台灣，社會所盛行的「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論述，就是將幼兒教育定位為可「投資」的「商品」（而非社會權利），才能讓家長大掏腰包，送小孩到各式才藝營利托育機構，也出現了私立幼兒園佔了 7 成的社會現象，而國家則是繼續袖手旁觀不涉入托育。
臺灣未來的發展會如何呢？先不論揠苗助長的結果會不會讓孩子根本跑不到終點，我們不妨繼續觀察，臺灣有沒有不同的育兒論述出現？這些論述對於既有的觀念與制度，會不會造成什麼樣的改變呢？
（注）瑞典的「委員會」，是由政黨代表、利益團體代表、相關行政單位代表及學者專家所組成，這些政策委員會負責研究、提供政府政策建議、或為已實施之政策進行評估與修改建議，其出版的報告由瑞典政府出版為人人可及的SOU系列報告。台灣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的設計，就是參考自瑞典參與式民主的委員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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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毓秀｜台大外文系教授、普及照顧政策聯盟召集人
吳玉琴｜民主進步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 ● 主辦單位：NPOst公益交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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