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櫃,不是每個人都有的條件 —— 同婚平權後,看見被雙重社會排除的同志群體
投書/ 顏鈺杰(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學生)
漸漸地,同志議題已經不是那麼禁忌的話題,越來越多影視作品,如《費城》、《斷背山》、《月光下的藍色男孩》、《以你的名字呼喚我》講述同性之間的戀情;又或 2019 年在臺北美術館展覽的作品《父親的錄影帶》,探索、解構、反省同志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此外,如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組織的倡議運動,也逐步將性少數的話題推上議題桌。
2019 年 5 月 17 日 ,臺灣寫下歷史,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國家。我們可以預期臺灣正在走向一個對不同性向與性別更友善的國家。不少性別論壇也出現越來越多關於追求性歡愉、多元性別認同,以及同志是否可以養兒育女等等的辯論。
然而,那些曾走進異性戀婚姻的同志,他們可能永遠無法在異性戀婚姻中認同自我,卻也往往無法順利融入同志群體。這些真實的自我時常被隱沒在大海中,不為人所知,像是一輩子都必須忍耐的窒息。
走入異性戀婚姻,也走入認同混亂
澤澤是一個不得志的舞台劇演員兼導演,他有一個性格暴躁卻很愛他的妻子阿蓮,育有一個正在就讀中學的孩子。每天上班前,阿蓮總是在他跟孩子的額頭上留下愛的印記才出門,然而,澤澤的眼神空洞而自責,他知道他不是真正愛著阿蓮,但是為了孩子,卻也沒有勇氣提出離婚的要求。
更詆毀自尊的是,他的舞台劇作品往往以虧錢收場,場記敲不到好的檔期,也招募不到一線演員,甚至他自己都得客串空缺的角色。唯一讓他繼續待下去的理由,是對於另一個剛出櫃的男演員的愛慕之情。
然而,即便在男演員面前,他也渾身不自在,他已經五十餘歲,又事業無成,他知道酒吧那些「鮮肉」根本看不起自己。身為有婦之夫,他沒有立場向愛慕的人表白內心的掙扎;他不過是一個自由戀愛的叛逃者,順應家族的期待、傳宗接代的壓力,他接受阿蓮的表白,好對殷切期盼的父母有個交代。他甚至害怕面對自己的性傾向,只敢以「那種東西」等隱晦詞語來指稱同性戀。
進入異性婚姻即將邁入第二十年,每個應該浪漫的洞房花燭夜,變成推託與愧疚的相互折磨;在婚姻的墳墓裡不斷拉扯與隱忍,澤澤選擇了安全的人生,也選擇了不被認同的自我。
年長者、障礙者、步入異性戀婚姻者⋯⋯看見「雙重社會排除」的這群人
在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同志該被歸還的權利時,我們也必須看見老年同志面對的雙重社會排除。
在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環境下,夜店、酒吧,成了他們能夠卸下防備的自由堡壘,尋求同儕支持與公開聚會的地方。只是,這些機會從來不屬於澤澤這群人,組建了一個被期待的家庭,澤澤必須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他終究沒有辦法敞開大門,跨出櫃外的那一步。
其次,同志社群中,老化的身體並不受歡迎。同志文化對青春肉體的崇拜,使同志文化的「青春」時刻顯得短促。而因為對老化的恐懼,許多同志選擇節食、運動、打扮時髦等方式規訓自己的身體,並且維持自己在同志圈的行情。相對地,老化的、障礙的身體,往往遭遇圍內與圈外雙重歧視,而消失在同志圈中。
出櫃不是每個人都有的條件,理解是我們能帶來的溫柔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許多同志掩蓋了自己的性傾向,仍然走入異性婚姻中。尤其在男性必須「傳遞香火」的文化框架中,以及父權體制下被社會眼光賦予的期待,面對逼婚,同志男性,是父權社會下的隱性受害者。害怕背離而背負「不孝」的汙名,有的人選擇「戲如人生」,努力扮演一個「好兒子」、「好丈夫」、抑或「好爸爸」的角色,卻忘了扮演「自己」。
在這樣的性別框架下,產生了不同行動者。有的表面上維持婚姻關係,私下偷情;有的將自己的性伴侶安插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周遭,像大海中透出的一根吸管,這本不該屬於大海的吸管,成為道德顯露的瑕疵。然而,除了演藝人生,婚姻下的男女議價權力並不相同。許多妻子忍氣吞聲,反映了女性在家庭結構中的弱勢地位,握有優渥經濟籌碼的同志,用錢換取生活的自由,或者說是對於婚姻另一半的補償;而更多的同志遷就於「給孩子一個完整童年」的婚姻規範,抹滅自我二十餘年,直到孩子長大成人後,才選擇離婚。對於老年同志而言,他們終於盡了「家庭責任」,然而,青春卻也不再復返了。
筆者無意以道德的量尺評價任何人,想凸顯的是,在性別的框架下,每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或加害者。同志婚姻法通過,看似打破一男一女的神聖規約,事實上卻解放了許多表面上「符合名份」、私下卻破碎不堪的家庭。
那些選擇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同志,看似自私,卻往往背負著更多歧視,「理解」,是我們能做的溫柔。畢竟,出櫃並非每個人都有的條件,但追求幸福,是每個人都應該享有的權利。
顏鈺杰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熱愛攝影、電影、繪畫、書法與寫作。期許自己能將科學的精神、社會的批判、人性的關懷,揉合成溫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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