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經濟變更好?試試消除不平等!——關於《2020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

Artem Beliaikin@unsplash

編譯/金建寧。NPOst 編輯修訂。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以 10 個核心要素進行研究,包含教育、健康、可應用技術、工作機會、社會保障等,評估全球 82 個評比國家的社會流動現況。報告指出三大重點:

  1. 僅少數國家具備提升社會流動性的適當條件。大多數的國家在公平薪資、社會保障、提供基本工作條件與終身學習機會四個方面表現欠佳。
  2. 評比國家中,社會流動率最高的是北歐國家。前十名依序為丹麥、挪威、芬蘭、瑞典、冰島、荷蘭、瑞士、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七大工業國(G7)中,德國以第 11 名獲得第一,其次是法國加拿大。俄羅斯是金磚五國(BRICS)裡擁有最高社會流動性的國家,其次為中國巴西
  3. 全球化與第四次工業革命創造極大利益,卻也加劇了不平等現象。除非有系統地解決這些議題,否則「數位躍進」(digital leapfrogging)難以實現。

世界經濟論壇(WEF, World Economic Forum)設立了新的指數以衡量社會流動性,並針對全球社會流動現況提供評估。報告的重點結論是,多數經濟體無法提供其人民繁榮發展的環境,且往往還有一大段差距,結果,一個人的發展機會,一出生就受到社經地位的束縛,形成了歷史上始終未曾消失的不平等現象。

這個重大問題不僅對個人產生影響,也和社會與經濟息息相關,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是經濟成長的驅動力,而任何破壞人才最佳配置,並阻礙人力資本積累的事情,皆可能造成經濟成長重大阻礙。停滯的社會流動加上機會不平等,助長了這類阻力,這顯示,當社會流動性增加時,流動的力量能成為作用於其中的槓桿,推動經濟成長。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評估了全球 82 個經濟體,旨在提供決策者一種方法:無論處於何種發展階段,設法提高社會流動性,並促進個體在經濟發展中擁有平等共享機會的著力點,都將有助於經濟的正向發展。

Micheile Henderson@unsplash

什麼是社會流動(性)?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解釋「社會流動(亦作『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意指一種社會地位的變動現象,指個人從一個階層移轉至另一階層的情形。社會流動的方向一般可分為向上流動、向下流動與水平流動。而造成流動的因素,則主要分為內在條件與外在環境兩類,前者如個人才智、努力;後者則包括教育資源、家庭背景等。

簡言之,社會流動(性)可被理解為一個人相對於其父母,在個人情況下「向上」或「向下」的移動,確切而言,這是子女為了過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而產生的能力。另一方面,「相對社會流動」則是從社經背景對個人生活結果影響的評估,可從健康、教育成就和收入等面向的成果進行衡量。

為何我們需要這個指數?

社會流動已成為現代生活中迫切的議題,如指數所強調,雖然全球在某些面向已有了重大進步,尤其在改善極度貧窮方面,但其他領域的情況正在惡化中。全球化和科技技術常被認為是罪魁禍首,但如報告中強調的,太多原因牽涉在其中,包含錯誤決策常常扮演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除此之外,這也是眾多利害關係人需要背負的共同責任。

Luis Villasmil@unsplash

社會流動指數的特殊之處

和其他指數的方法明顯不同,這個指數考量了一個國家為所有人民提升「相對社會流動」時可採行的所有做法。過去有些指數透過比較子女和父母的收入,分析跨世代的社會流動性,有些指數由於著重在成果面向,因此難以提供適時的見解,而較學術性的指數則傾向追蹤收入不平等的情形。這些方法的癥結點在於捕捉到的皆是 30 至 40 年前的措施所產生的結果。

然而,全球社會流動指數關注的是驅動相對社會流動的因素,而非結果,著眼於政策、實務和制度,這使得該指數得以在各個地區和世代間進行有效的比較。

該指數使用了 10 個核心(pillars),包括健康、教育、個人可取得的應用技術、工作機會、工作條件與公平薪資,以及社會保障與包容性制度,這些核心又被細分為五個社會流動的決定因素。指數其中一個重要建議是對於新標準的需求,新標準可用於找出提升社會流動的優先政策措施(policy actions)與商業慣例。

報告重要發現

1. 不公平的社會流動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顯示,僅有少數國家具備提升社會流動性的適當條件,此外,多數國家在下列這四個方面表現欠佳:公平薪資、社會保障、工作條件與終身學習。該指數也顯示,「實現更高水平的社會流動」應被視為一個,為追求以利益關係為主的資本主義模式。

從整個經濟體及平均收入水平來看,相較於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貧困家庭中出生的孩子通常在通往成功之路上會經歷更大的阻礙,除此之外,不平等的現象也在加劇,即使在快速發展中的國家亦然。在多數國家中,某些族群由於歷史脈絡的因素而成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而如此近乎停滯的社會流動使得不平等持續惡化,甚至破壞經濟體和社會凝聚力。

Josh Boaz@unsplash

2. 國家排名:北歐最佳,丹麥第一

多數經濟體需縮短社會流動的差距,但總體來看,北歐國家表現最佳,丹麥以 85.2 的社會流動率排名第一,緊接著是挪威芬蘭瑞典冰島。這些國家在教育方面兼顧普及、品質和公平性,同時也提供工作機會和良好的工作條件,以及優質的社會保障與包容性制度。

在七大工業國(G7)中,德國擁有最高的社會流動性,列居第 11 名,接著是第 12 名的法國加拿大則排名第 14,其次是日本(第 15 名)、英國(第 21 名)、美國(第 27 名)和義大利(第 34 名)。在全球最大新興經濟體中,俄羅斯是金磚五國(BRICS)裡擁有最高社會流動性的國家,列居第 39 名,再來是第 45 名的中國,其次是巴西(第 60 名)、印度(第 76 名)和南非(第 77 名)。

3. 工業革命、全球化與科技影響加劇

全球化與第四次工業革命創造了極大的利益,卻也加劇了不平等現象。第四次工業革命與其連帶持續瓦解的勞動市場,對於尚未準備好利用新機會的國家而言,可能會加大社會流動性的差距。

在全世界,相對於資本所得份額(income share of capital)的增加,勞動所得份額(income share of labour)的下降明顯造成經濟不平等,同時也降低機會均等性,這個現象反映在巨大的薪資差距上。自 1970 年代起,薪資差距即呈倍數成長。報告顯示,相較於 1979 年,美國收入前 1% 者在 2018 年的所得增加了 158%,但相比之下,收入在後 90% 者僅增加了 24%。

與此同時,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與政治大學教授依據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WID)的研究方法所做的報告顯示, 2014 年,臺灣前 1% 者的個人平均淨資產是 1 億 5,908 萬,但後 90% 的個人平均卻只有 381 萬,兩者差了將近 42 倍。報告指出,雖然臺灣整體的財富不均度並沒有明顯惡化,但也許是世代間不同效果互相抵銷的結果,即年輕世代財富不均度的惡化,恰好與年長世代不均度的減緩相互抵銷。

全球化與科技發展常被認為是造成這種極端現象的原因,該指數清楚顯示,在全球化與科技發展之下,企業常將高收入的生產部門中的低技術工作,轉移至較低收入的經濟體,增加了低度開發與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情形,這實際上對在特定地點及從事特定工作類型的勞工來說,是一種嚴峻的懲罰。

John Salvino@unsplash

同時,科技發展減少了對低技術工作的需求,同時卻大幅地獎勵高技術工作,使不平等現象極端化。所謂的「超級明星」(superstar)公司扮演了加劇不平等情形的角色,這些公司獲利高且勞動份額低,其高生產力的模式被作為典範,更已逐漸主宰市場。

在科技領域中,前景維持好壞參半的局面,該指數分析顯示,在多數國家,低社會流動性與經濟發展有關,而不僅僅是收入的問題。考量到這一點,除非有系統地解決這些議題,否則「數位躍進」(digital leapfrogging)不會實現。從較正面的角度來看,科技能夠使知識取得的障礙化為均等,但僅限於在條件有利的時候。

政府應提供穩定支持

扭轉前景是可能的,但這需要共同行動、政治參與、及投入具體時間。該指數指出政府必須扮演均衡者(equalizer)的角色,無論人民的社經背景為何,都需為其提供平等的競爭環境。報告建議:

  1. 為社會流動建立一個新的融資模式:改善個人所得的累進稅率、制定解決財富集中的政策,並且將稅源大範圍地再平衡(re-balancing),以助社會流動率提升。不過最重要的是,必須改變公共支出和政策激勵措施的結合,以更著重在社會支出的因素。
  2. 在教育和終身學習的資源上提供更多支持:目標在於改善教育課程的可得性、教學品質與資源分布,以及提供為促進個人職涯發展所需的新技術資源,而這需要公私部門採用新的方法來共同協助
  3. 研擬新的社會保障制度:不論就業身份,對所有勞工提供整體性的保障,尤其在技術變革與產業轉型的情況下,並要求在未來十年內,為工作轉型提供更多支持。

助人,也能增加收益

證據顯示,比起利潤,更重視目標的公司,從長遠而論表現更佳。純粹從商業案例來看,公司逐漸領悟到,他們都面臨同樣來自制度的挑戰,其中包括不平等。而透過幫助讓社會更公平,消費客群也會增加,經營環境變得更穩定,且顧客和利益關係者之間的信任度也更高,此外,支付公平的薪資並消弭性別間的薪資差距,對於社會流動的提升亦是關鍵

這份報告具體提出企業應以身作則:在聘雇時實行功績(meritocracy)文化。包含提供職業教育、技能再造、技能提升以及支付公平薪資等方式,創造社會流動的健康條件。這包含制訂特定產業與部門的計畫,解決長久以來產業之間以及部門內的不平等現象。以及為每個產業制定特定的行動方案:考量不同產業的情況,建立符合需求的行動方案。

Toa Heftiba@unsplash

最基礎的作法在於,公司能協助提升社會流動性,但商業實務需要合乎時代,正如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暨執行董事長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所言:

不平等造成的社會和經濟後果影響深遠,包含:漸增的相對剝奪感、對生活的不安全感、喪失身份與尊嚴的無力感、日漸孱弱的社會組織、對制度信任感的逐漸消磨、政治過程的幻滅以及社會契約的闕漏。面對這些情形,企業和政府必須同心協力來回應,為提升社經流動創造新的途徑,盡可能確保每個人都能在相同的起跑線上,邁向成功之路。

 

本文編譯自《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 2020: why economies benefit from fixing inequality》,NPOst 提供內容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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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樂亞妮

核稿編輯:高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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