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達洛爾・卡麥隆、麥可・因茨里希、威廉 A・坎寧罕 譯者／賴慧玲
同理心（empathy）有可能用完嗎？
美國總統大選之後，許多人心中都有此問。數以千計的人走上大街和機場，鼓勵人們將同理心擴及弱勢的女性、少數族群和難民，還有一些人指稱自由派人士缺乏同理心，對美國鄉村人民的困頓無知無感。
與這樣的時代氛圍相違，近期一些學者研究指出，同理心的能耐被言過其實，不僅不重要，甚至還很危險，理由是「同理心是有限度」的，並且有道德上的偏差。
身為研究同理心的心理學家，我們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根據同理心的最新科學研究，我們認為同理心並不像表面看來那樣有限。這些表面上的不足，反映的其實是我們的目標、價值觀和選擇上的限制，而不是同理心本身。
圖／Everton Vila @ Unsplash
同理心的黑暗面：同理心疲勞而導致不作為
過去好幾年來，心理學、哲學和其他領域的眾多學者紛紛指出同理心具有道德瑕疵。
例如，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在發人深省的新書《反對同情》（Against Empathy） 中，便強調同理心的正向效果常被過分推銷，讓人忽略了其中的偏見和限制，實不適合作為日常生活的指導原則。
布魯姆宣稱同理心是一種數量有限的資源，就像存量固定的大餅或化石燃料，很快就會用光。他認為：「我們的心理構造並不是生來就會對陌生人懷抱著跟所愛之人一樣的情感。我們對於百萬苦難者的惻隱之心，並非是對一個受難者的同情的 100 萬倍。」
保羅・布魯姆於《反對同情》一書中強調同理心的正向效果被過分推銷。圖／@ cbcradio
這樣的論點也獲得其他學者的附和。例如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便說：「天生的心理機制讓我們一次只能幫助一個人。」
同樣的，哲學家傑西・普林茲（Jesse Prinz）也認為同理心會被偏見蒙蔽，導致「道德短視」（moral myopia）現象，讓我們去偏坦那些令人同情之人，而不問公平是非。因此，心理學家亞當・韋茲（Adam Waytz）提出同理心會「侵蝕道德」的說法。事實上，斯洛維奇指出，「我們對需要幫助之人的同情心是有限的，而且這種同情疲勞的狀態可能會導致冷感和不作為。」
為什麼我們對某些人感同身受，卻對其他人無動於衷？圖／N i c o l a, CC BY 4.0
同理心的限制
上述這些學者批判的同理心，屬於情緒層次，科學上稱之為「經驗分享」（experience sharing），也就是對別人的情緒感同身受。
情緒層次上的同理心之所以被認為有限制，主要理由有二。一來，同理心似乎在受難人數眾多的情況下較不敏感，例如種族屠殺或自然災難；二來是同理心對於不同種族和意識型態族群的苦難，似乎也比較無感。
換言之，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同理心似乎會把焦點放在那些「看起來像我們」或「跟我們想法類似」的受難個體身上。
同理心似乎在大型災難中比較不敏感。圖／@ pxhere, CC0 Public Domain
同理是一種選擇，並非天生感同身受
我同意當受難者人數太多、差異太大時，同理心會比較不足的說法，但是，同理心的科學研究還找到了其他原因來解釋：為什麼會出現情感匱乏的狀態？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我們並不是天生對大規模苦難及其他族群無法感同身受，而是我們「選擇」不這麼做。換言之，「如何擴展同理心」是一種個人選擇。
證據顯示，是我們選擇了要在哪裡畫清同理的界線。舉例來說，雖然人們往往對於大量受害者較為冷感，但只要他們認知到：同理並不意味要捐大筆金錢、花大把的時間，情況就會逆轉。同樣的，如果人們認為自己的付出不會帶來任何改變和影響時，就不會對集體苦難表現太多同理心。但，只要他們相信自己可以造成改變，這樣的傾向就會消失。
同理心是一種選擇。圖／Riccardo Cuppini @ flickr, CC BY-NC-ND 2.0
同理的傾向也會隨著個人的道德信念而改變。生活在集體主義文化（collectivist cultures）中的人，例如在沙漠遊牧的都因人，並不會對集體的苦難比較無感。這也許是因為這類文化本來便重視群體的磨難。
同理的傾向也可能暫時改變，也因此更像是個人的選擇。例如傾向重視個人主義價值的人，會對集體苦難較少表露同情，但強調集體主義的人則不同。
我們主張，如果人類對於集體苦難的同理心確實是有限的，同理的程度便不該因為成本、效用和價值而異。然而研究顯示，同理的程度會因人們想要如何感受而變化。我們認為同樣的情形也可應用在「對差異太大的人較無感」的傾向上：要不要同理那些跟我們很不一樣的人，取決於我們想要怎麼去感受。
換言之，同理心的範圍是有彈性的。只要本人願意，就連那些被認定缺乏同情心的精神病患似乎也有同理他人的能力。
生活於集體主義文化中的貝都因人，不會對集體苦難較無感。圖／OrHelen @ Pixabay, CCO Creative Commons
為什麼我們不認同「同理心有極限」？
批判同理心的人常常在談論選擇時，犯了「邏輯不一」的毛病。有時候他們宣稱個體能憑自由意志選擇和管理同理心，但有時候卻又宣稱人們無法掌控同理心的界限。這些不同的宣稱會帶來不同的倫理學意涵。
問題在於，這些批判論點將同理心視為一種偏頗的情緒，因而把人們選擇不用同理心的結果，誤認為是同理心本身的問題。
圖／Jamez Picard @ Unsplash
我們認為，同理心只是看起來──而非本質上──有限制；同理心並沒有漠視集體和異者苦難的先天設定，而是反映了我們的選擇。這些表面上的限制，其實是人們權衡目標、做出取捨之後的結果。
我們認為，在談論同理心時，應謹慎使用「限制」和「能力」這些詞彙。這些用詞會創造一種自我應驗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亦即當人們相信同理心是一種正在耗盡的資源時，就會少做一點同理的努力，並更常將受難者非人化 （dehumanization），來合理化自己的無情反應。
所以，不管是在科學上還是實務上，把同理心比喻成固定的大餅都是抓錯重點。
同理心的替代方案
我們依據科學證據駁斥同理心有限度的說法，但即便我們接受這樣的看法，是否還有其他心理機制幫助我們做出更有效的決定呢？
一些學者認為，憐憫之情（compassion）比同理心成本要低，而且公正，因此更值得被信賴。不過，憐憫心也跟同理心一樣，對集體和異者的苦難可能較為無動於衷。
圖／Fr Lawrence Lew, O.P. @ flickr, CC BY-NC 4.o
另一個候選方案是邏輯推理（reasoning）。一般認為推理不受情緒偏見的左右。或許，經過冷靜的考量成本效益、訴諸長期效果之後，就能做出更有效的選擇。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情緒也可以很理性的事實，以及邏輯推理也可能被用來支持個人偏好的結論。
這種情形在政治議題上很普遍。人們會依照不同的政治信仰使用效益主義（utilitarian principles），追求各自心目中的效益極大化。這意味著這些原則也可能是偏頗的。一項研究便顯示，當戰爭傷亡者是伊拉克人而非美國人時，保守派人士將更願意接受導致平民死亡的折衷方案。
道德是游移的標準，同理心是自我設限的選擇
就算邏輯推理真能做到客觀公正，也不一定符合我們對道德的要求。研究顯示，在許多文化中，如果不偏袒近親或把同教派的少數人，就可能是不道德的。例如一些研究發現，自由派人士傾向將同理心和道德權利擴及到陌生人，而保守派份子則可能只會對親友表達同情。有些人認為道德準則應該不偏不倚，但有些人相信這些準則更適用於家人和朋友。
因此，就算同理心有極限，也不等同於有道德瑕疵。公正不阿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境界，但也有很多人不做此想。只要選擇的道德標準不同，同理心要達成的目標也不一樣。
圖／Gerome Viavant @ Unsplash
批判同理心的論點，只聚焦在同理心表面上的缺陷，而不去深入了解為什麼缺陷會產生，結果就是罵錯對象。人類的推理能力也並非十全十美。它有時會讓我們偏離常軌，特別是當結果攸關我們的利益時。
我們認為，這些邏輯推理的缺陷──而不是同理心──才是問題的元凶。同理心只是複雜邏輯演算的成果。因此，真正的焦點應該放在：人們決定同理心的多寡時，是如何去平衡各種成本和利益的。
與這樣的分析相比，單純反對同理心便顯得過於膚淺。這些對同理心的批判是立基在過時的「主觀情緒／客觀理性」二元論上，但是同理心的科學研究發現，我們自身的價值和抉擇才是關鍵。只有當你決定設限時，同理心才會有極限。
作者
C・達洛爾・卡麥隆（C. Daryl Cameron）／美國賓州大學洛克倫理研究所（Rock Ethics Institute）副研究員暨心理學助理教授
麥可・因茨里希（Michael Inzlicht）／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暨管理學教授
威廉 A・坎寧罕（William A. Cunningham）／多倫多大學心理系教授
原文出處：Does empathy have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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