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社會企業講座由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主辦
生態綠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公平貿易供應商，余宛如很早就體悟到，能夠用消費力量改變世界，她甚至願意為了購買公平貿易商品走半小時到商店。
商品在追求自己的理念時，透過製作過程彰顯自己的價值，余宛如反問：「歐萊德很貴嗎？但這樣的價格，你得到高標準的社會產品，和國外品牌比較，真的沒有比較貴。」余宛如曾在沙龍裡洗頭，用大量的水沖洗，而歐萊德洗髮精則容易清洗，也非常省水。
消費是一種投票，選擇你所要的生活
生態綠目前進駐於社企聚落，除了辦公空間之外，這裏也經常舉行活動、餐會，有一次供應商使用了精品咖啡，讓余宛如大發雷霆。
精品咖啡的價格可以高達六七百元，余宛如在 2012 年前往精品咖啡位於瓜地馬拉的產區，一個四歲的孩子，父母所賺取的薪資不夠供應他上學，許多孩子也必須到莊園裡幫忙，卻沒有薪資。「精品咖啡這麼昂貴，為什麼不多給勞工一點薪水？」
身為消費者，余宛如發現消費就是一種投票，「你明知道林鳳營、味全騙你的錢，政府卻不敢讓不好的財團倒，還用稅收補助。」余宛如的丈夫投入社會運動，但她出身商學院，也對傳統的社運感到無力，因此想用商業體系掌控全球走向，「除了鼓勵大家不買，有沒有好的解決方法？」即使在勞動力受到壓榨的產地，農民也不會希望消費者拒絕購買，如此一來倒霉得還是最底層的農民，而她在公平貿易中看到一線希望。
找尋農產的價值
在咖啡豆產業鏈中，女性農民是沒有報酬的，歐洲買家在印尼雅琪遇到了 Copaty，鼓勵她加入公平貿易認證，她便組織農村裡的女性一同加入，成立合作社，像余宛如這樣的消費者就會去支持她。「我每天喝咖啡，那杯咖啡卻可能一直在歧視女性，我希望社會更尊重女性，如果購買一杯這樣的咖啡就可以做到，你做不做？」
2012 年，余宛如一行人搭乘 14 小時的車，顛簸地跨越了 4000 多公尺的安地斯山脈，帶著公視的記者到秘魯的雨林。出乎意料的，偏遠的小鎮需要 50 元才買得起一個最簡單的夾心麵包，但就因地處遙遠，取得物資的成本很高，除了靠金錢交易外，只能自己種植作物，因此村民只好燒砍雨林整地，嚴重地破壞當地生態。
巴西堅果樹的果實。Photo credit: Teo via flickr
「巴西堅果樹有三四層樓高，只生長在原始雨林中，他的分支可以棲息很多生物，與他有關的物種就高達 42 種，當他消失時，42 種物種也會跟著消失。」余宛如舉例，生態是環環相扣的。由於巴西間果樹的果實對癌症很有幫助，外殼也可以提煉護膚油，價格也非常好，因此當地的合作社 Candela 鼓勵原住民加入公平貿易組織，主要撿拾堅果樹掉落的果實。
公平貿易是改變消費者的社會運動
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消費者開始注意食物的碳里程，然而有 95% 都在於消費端，余宛如舉例：「斯里蘭卡的紅茶經過海運到達英國，但 98% 的碳排放量卻是在你燒開水時。」每當有人質疑，做公平貿易為何不先與台灣農民合作，余宛如都倍感心酸，社會公平是公平貿易的核心，卻經常被人以其他問題來質疑。
許多人以為，公平貿易是直接與農民購買，沒有中間商層層剝削，余宛如指正：「完全不是這樣！」其實，最會剝削生產者與工人的，反而是上下游垂直整合的公司，他們擁有一條龍的產業鏈，從生產到製作、行銷都掌握在公司手中，生產者很難拒絕。公平貿易所做的，是幫助產品創造價值，余宛如以消費者的心情出發，她認為公平貿易是一場改變消費者的社會運動。
市面上很多人獨自到印尼、非洲帶咖啡豆回來，就自稱自己是公平貿易，「公平貿易由第三方規範，這是一個國際的標準，我們想要打造一個倫理消費的市場，必須讓消費者有意識地去選購對環境友善、生產者友善的產品。」這是歐美非常蓬勃的觀念，而台灣則由余宛如所領軍的生態綠開始，耕耘至今小有所成。
倫理消費分為三個層面：有機認證、生態保護、社會公平。有機是友善地對待土地；生態則是保護雨林，尤其是咖啡產業，亦有鳥類保護、生態多樣性的認證；社會標準則囊括了女性權益、勞動權益、農民福利、兒童受教權等，而公平貿易認證也需要商家向農民付出社區發展金。
但在推廣這些概念並不容易，訊息很難快速地傳遞，「消費者無法一下接受這麼多概念，會覺得社會標準和我有什麼關係？」
公平貿易認證的重點在於「培力」，讓農民提高產品品質，也要讓市場價格透明公開，最後是讓農民有能力找到國際買家。因此，商業機制是很重要的一環，也是公平貿易可以永續的重要條件。「很多人搞不清楚計畫與商業，常看到比賽中，有人有很好的點子，沒辦法可以永續的商業模式是無法成為社會企業的。」
公平貿易發展了60年，在 25 年前因為太多認證標籤，消費者難以辨認，讓這個運動差點瓦解，最後整合成一個組織、一個標準、一個標籤，消費者可以很好地去辨識，才得以存續至今。
社區發展金讓農村永續發展
而商家跟合作社購買咖啡豆，保障收購價格，還額外播一筆錢給社區發展金，如同現在有些品牌打出「買商品捐東西」的口號，而公平貿易則早在商家購買時，已經付出發展金了。目前，生態綠累積了 70-75 萬的社區發展金，用於蓋學校。
合作社得到發展金，存在當地的銀行，年末由成員自己表決用途，民主是公平貿易中很重要的概念，大部份農民會比較希望自己持有金錢，因此公平貿易組織也會印製手冊，教導農民將錢投資在教育醫療，這對孩子來說可以改變未來。而 Flo-Cert 則是第三方組織，稽核交易鏈，確認錢真的給予農民。
以咖啡市場為例，價格是期貨市場決定，而公平貿易組織則會根據當地的消費水平、成本，訂定一個保障收購價，如果市場價低，保障收購價則不便，若市場價格高，保障收購價也會跟著變高。
生態綠的公平貿易
生態綠在台灣是第一個傳遞這個觀念的社會企業，早期在推動時，曾有人認為，生態綠就是資本主義、商品化、標籤化的運動，「公平貿易對我而言，是一個商業體系的改變，如果沒有人整合，良幣就會被驅逐，公平貿易品牌化，可以保護世界各地的小農，避免運動瓦解。」
生態綠一開始非常小，一群人租了個豪宅，在客廳就賣起咖啡了，而且有整整五年的時間都維持著「不定價」，讓消費者喝完之後自己決定。但曾有人喝完拿鐵後，只給了 20 元，也有人從高雄遠道而來，給了 1500 元，余宛如認為，社企一開始不要想做大，持使維持的很困難，但台灣應該要存有這些價值，社會才可以提升。
「我做公平貿易，從未想去砍農民的價格，我想辦法在消費端創造價值，讓消費者願意用這樣的價格購買。」余宛如認為，過於便宜的商品一定有問題，可能是品質不好，也可能是掠奪勞工；一時貪小便宜，不只滿足了跨國企業壓榨勞工、掠奪金錢的心態，還輸掉了整個社會。
近五年來，社會上冒出許多沒有通過標準，卻自稱是公平貿易的商品，雖然無奈，但余宛如認為生態綠成功了，消費端開始在意公平貿易，除了許多供應商尋求合作，在創櫃板公眾募資也很快一掃而空。
歐盟在 2014 年通過了公平貿易採購法，歐美的市場非常成熟，2009 年的《我的小革命》報導，讓生態綠從此被注意。「社會企業難，也不難，從很小的點開始做，講清楚自己想解決的社會問題，第二是要堅持，等到社會需要你的那天。」余宛如強調，這不是社會創新，而是一項產業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