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就是教育改變的力量──DFC 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2019 NPOwer 公益行動家 6
2019 NPOst 年會以「撐起一個地球的好事」為題，並且透過「 NPOwer 公益行動家」計畫，邀請公眾舉薦／自薦身邊那些「在臺灣不同領域耕耘、努力解決問題的人」。本篇專訪的「DFC 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為今年決選出的 6 組 NPOwer 之一。
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透過教育，我們希望培養孩子什麼能力？硬知識不是唯一正解，軟實力更為重要，而同理心、創造力、行動力、自信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老師該怎麼教？孩子能怎麼學？
過去， DFC 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發起DFC（ Design for Change ）挑戰（又稱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鼓勵孩子發掘身邊的問題並試著改變。 2019 年， DFC 臺灣 團隊嘗試轉型，進入校園與老師聯手，連結學校和社會，銜接知識與行動，陪伴老師與孩子做到想要的改變。
由印度引進 發展臺灣模式
DFC 挑戰始於印度，發起人吉蘭．瑟吉（ Kiran Bir Sethi ）原為設計師，成為母親後，她察覺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教育現場缺乏以人為本、以孩子為出發點的學習方法，因而成立河濱學校與基金會，貫徹其教育理念。
先定義問題，發散解決問題的方法，接著收斂，產出一個解方的原型，最後生產產品或服務上市，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就是這樣的過程。瑟吉擷取設計思考的核心概念，經過教育現場的需求調整後，簡化為可操作的四步驟：感受、想像、實踐、分享，使之能大量並快速地被應用於教育現場。
2009 年瑟吉發起 DFC 挑戰，至今全世界有 75 個國家響應。其中，以色列與教育部合作，進入體制以國家的力量推動 DFC 。但在大部分響應的國家，仍停留在定時舉辦 DFC 挑戰的階段，少有系統化的訓練過程。
2018 年年會，瑟吉校長（右）來臺與會，左為 DFC 臺灣創辦人許芯瑋。圖／ DFC 臺灣提供
DFC 臺灣的創辦人許芯瑋說：「我們不是想要讓每個孩子都變成平面設計師或是建築師，可是擁有這些思維是重要的，正向樂觀、以人為本、延遲批判……，這些應該要能在教育現場體現出來。」
許芯瑋曾任教於國立臺灣師大附中，她從小懷抱教師夢，卻在踏入教育現場後，面對學生對學習無感，且不知如何同時滿足家長「專心學習」、「多元發展」的不同期望，而感到困惑。直到某天無意間點入瑟吉在 TED 的短講，才看到她心目中教育的理想樣貌。 「DFC 臺灣」就是許芯瑋自己的 DFC 挑戰，她為此放棄穩定的教職，成立 DFC 團隊，立志使 DFC 挑戰成為每個人一生中至少經歷一次的活動。
DFC 臺灣團隊成立之後，許芯瑋與夥伴們舉辦各種活動，講座、工作坊、記者會，也出版多本書籍。多年下來， DFC 臺灣辦理近 600 場演講以及 100 場工作坊，至今，全臺灣 ¼ 以上的國中、小學裡，有教師曾參與過 DFC 舉辦的活動。
2018 年，臺灣更有幸爭取主辦 DFC 全球年會，邀集全世界的教育夥伴齊聚臺北。不僅有孩子論壇、大師論壇、各式各樣的工作坊，還有超過 20 個國家以上的孩子故事分享。更特別的是，此次歷屆以來參加人數最多的年會，是由孩子們全程主辦。
2018 年全球年會。圖／ DFC 臺灣提供
然而，全球年會於團隊而言，可說是非常耗時耗能的活動，「但我們還是期待這個活動可以是一個引子，讓大家響應，慢慢帶回自己的學校裡面。不可諱言地，那樣的活動跟直接在學校裡共備課程，後者可以看到的改變是更扎實的。」許芯瑋說。
紮根校園 成為老師的訓練導師
2019 年， DFC 臺灣決定轉而紮根校園，陸續開辦種子教師、種子學校計畫。恰逢 108 課綱上路， DFC 臺灣團隊便與學校合作，以 DFC 作為校本課程，開啟長達一學期的共備課程，並在接續的下一學期繼續陪伴老師，成為課程實施時各種疑難雜症的智囊團。
DFC 臺灣團隊提供課程「鷹架」，也分享過去累積的經驗和素材，而課程實際內容和進行方式，還是得由教師轉化輸出，他們並不是想要介入教學，而是提供理念相同的老師協助與陪伴，使教學過程更順暢。
許芯瑋說：「教室裡的專家不是我，是老師，他才知道他的孩子需要什麼樣的資源和協助，怎麼樣帶他們比較好。我可以分享一百個不同的 case ，他可以告訴我每一個都不適合他，因為每一個教室都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希望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 train the trainer，老師們是孩子們的引導者，那我們就是他們的引導者。」陪伴老師而非學生，是擴散相對有效的做法，因為一位老師背後代表的是更多的學生，若跳過老師直接輔導孩子，首先會架空老師的主權，其次則是，改變往往會隨著離開而消失。
2019 年大推手分享會臺中場，老師們分享經驗。圖／ DFC 臺灣提供
「引導但不指導」陪伴孩子自主獨立思考
DFC 強調孩子的自主性，老師陪伴孩子的過程中，應當如何拿捏介入的尺度？大方向是「引導但不指導」。許芯瑋以一個經典的 DFC 案例「臭所踩踩樂」進一步說明：「不是直接跟孩子說，廁所很臭，你們去解決這個問題，而是當孩子告訴你廁所很臭時，把問題丟回去給孩子，問他們廁所很臭怎麼辦，然後我們一起來找方法。這個『一起』的過程和心態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我說你做，那就回歸到原本的教學模式。」
曾有老師和許芯瑋分享，孩子在進行 DFC 的過程中遭受很多挫折，很崩潰，但這時老師都還在，如果孩子出了社會才遇到這些挫折崩潰而跌倒，那時老師不在他身邊，也許他就放棄了、再也爬不起來了。失敗，越早經歷越好。” Fail early, fail often. ”也是設計思考的重要精神。
解決廁所惡臭的案例中，孩子選擇以氣泡紙包裹沖水踏板處，以壓氣泡紙的愉悅感提升使用者沖水的意願。結果效果甚微，甚至有人沒察覺氣泡紙的存在。這群孩子失敗了嗎？以解決問題的角度而言，是的，但他們完整走過了 DFC 感受、想像、實踐、分享四步驟，絕非一無所獲。
靈活應對潮流 一再溝通對話
教育政策因時代或政權改變，教育風尚也會隨時間而變化。 DFC 臺灣成立近十年，如何調整應對大環境的變遷？許芯瑋笑著說：「這也是一個設計思考的過程，傾聽使用者的聲音，然後修正服務。」
DFC 臺灣團隊吸納使用者心得回饋，成為改善的參考。比如，起初 DFC 挑戰舉辦頒獎典禮，後來改為分享大會，去掉其中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分享大會也從一天的活動，擴大為形式更多元的分享季。
第九屆分享季實體展覽「英雄的歸來」。圖／ DFC 臺灣提供
今年 DFC 調整方針，減少主辦大活動，轉而引介孩子與媒體平台，讓孩子自己說自己的故事，不再只是站在 DFC 臺灣架設的舞台上，對著 DFC 臺灣召集的群眾說話。
「我們盡可能地在可控制的範圍內，變得越來越符合他們（參與者）的需求，過程越無痛，他們就越願意去使用，而對我們來說， DFC 的精神也就越多人能夠看到、感受到。」無論教育政策如何修訂，風向如何流轉， DFC 臺灣與第一線的教師同在，從實際的需求出發，陪伴老師與孩子走一段改變的路。
客觀環境的改變，能夠靈活調整策略應對，然而深植人心的觀念難以撼動，需要一再溝通。在臺灣，成績至上仍是主流價值，多元學習往往是以優秀的學業表現為前提，許多人會將 DFC 錯誤類比為社團活動，但許芯瑋並不這麼認為。
她表示：「我覺得 DFC 是一種思維模式，它就是一個你信手拈來解決身邊問題的方法。如果你覺得一定要成績很好再來做這件事情，那會錯過很多學習的機會。知識固然重要，但是解決問題的能力、自信心、同理心是沒辦法用教的，比方說，要怎麼樣讓一個人，至少今天比昨天多一點點同理心？必須給他機會練習，什麼是換位思考。」
當知識只被運用在考試，學習動機很快就會被消磨殆盡，但如果在現實生活的某個情境下，必須不斷運用特定知識，那麼那套知識就不太會輕易被忘記。知識如此，同理心、自信心也是如此。
圖／ DFC 臺灣提供
DFC 提倡「從一個好學生到一個好公民」，鼓勵學生與社會的真實連結，「這不是二擇一，是可以魚與熊掌兼得的，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態。在教育工具這麼發達的時代，我們一定有方法可以讓孩子學得好、學得優質，而且還可以做好事。」
超越城鄉與階級 自我實現不打折
DFC 臺灣團隊以非營利組織的方式運作，為了讓所有孩子都能參與， DFC 挑戰並不收取報名費。而如何超越城鄉與階級差距，始終是 DFC 臺灣團隊在意的事。
許芯瑋坦言，位處弱勢的學校和教導弱勢族群的老師，響應 DFC 者相對較少，很多時候，光是要讓孩子到學校來上課就已是難題，畢竟 DFC 較容易被歸屬於「實現自我」等較高層次的位置，「人直覺上，會覺得老殘窮、天災比較需要幫助，偏鄉的孩子、沒飯吃的孩子，這種看得到的改變，有一餐、或是沒一餐，就差很多。可是孩子有沒有創意自信、有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很難直接看出來的。」
其實，設計思考所賦予的能力，對於學業成績低落、缺乏自信的孩子，效果更為顯著。「這也是我們在臺灣看到的，即便弱勢孩子參與的機率比較低，但他們往往都是壓倒性地發光發熱。」
現階段許芯瑋仍在發想一套敘事方式，表達 DFC 在弱勢孩子身上造成的影響，但又不導向「 DFC 只去偏鄉」的印象，希望能使人們理解，原來這些孩子不是因為天賦異稟而能夠解決問題，也不是因為物質需求、安全需求等等都被滿足了，才去找尋自我。其實有更多孩子，是透過一次次的練習、操演，才知道原來自己也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圖／ DFC 臺灣提供
從 DFC 挑戰到種子教師、種子學校，未來 DFC 臺灣希望擁有自己的教學場域，種子教師能在其中發揮所長，種子學校則成為學習典範以及互動的對象，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教學場域呢？許芯瑋說：「以 DFC 為 DNA 的概念吧。現在還很難想像，但應該會是一個充滿笑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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