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不全然在做「好」事／《施予者》書評

編按：

本文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安娜—伊曼紐・伯恩評論大衛・卡拉漢（David Callahan）新書《施予者：新鍍金年代的財富、權力與公益事業》，檢視新興巨型慈善事業及其影響。

作者／安娜—伊曼紐・伯恩（Anne-Emanuelle Birn）翻譯／賴慧玲

今年 1 月，樂施會（Oxfam）發表了關於不平等現狀的年度報告：全世界前 8 大富豪擁有的財富，相當於全球較貧困一半人口（36 億人）的全部淨資產。當這個數據發布時，全球政經菁英正齊聚在瑞士達佛斯（Davos）的世界經濟論壇。他們公開承諾將為提升全人類的福祉而服務，儘管前提仍是繼續保障其私人獲利。

這 8 位全球首屈一指的富豪，每一位都是巨型慈善家（megaphilanthropist），簽下了數十億美金的公益支票提供醫學研究、公共衛生、人道行動和教育發展之用。他們都是美國家喻戶曉的名人，包括科技業鉅子比爾・蓋茲（Bill Gates）、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羅倫斯・艾利森（Lawrence Ellison），以及投資先知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亞馬遜（Amazon）創辦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與媒體大亨兼政治人物麥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他們公益行善的焦點項目是健康：祖克柏砸下 30 億美金來「治療、預防和管理」疾病；彭博撥出了將近 10 億美金來防治吸菸和降低交通意外死亡數；蓋茲則豪灑將近 200 億美金來耕耘疫苗研發與全球公衛領域。

這 8 個人，以及產值達 7,000 億美金的美國公益界的其他頂級慈善家，正是大衛・卡拉漢（David Callahan）新書《施予者》（The Giver）所要批露的對象。

32 歲的馬克・祖克柏為 Facebook 創辦人、董事長兼執行長，亦為軟體設計師。圖片來源／https://goo.gl/vLH2zR

巨額公益創投可能招致的後果

如同卡拉漢所稱，許多慈善家都加入「捐贈宣言」（the Giving Pledge）的行列。這個行動與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1889 年出版的著作《財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遙相呼應。它由蓋茲和巴菲特共同發起，邀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將多數資產投入處理「最緊迫的社會問題」。透過訪談內部知情者，卡拉漢發現許多宣言立誓者最初都對捐款行動相當謙遜。這一點與他們賺起錢來目中無人的霸氣大相逕庭，而這種霸氣能延伸成為社會學家保羅・薛維許（Paul Schervish）口中的「超行為主體性」（hyperagency），亦即菁英可享有特殊待遇的優越感。

卡拉漢不耽溺於挖掘這種情緒，而是進一步探究在當今的新鍍金年代（new gilded age）裡，慷慨解囊會在科學、社會、和政治上帶來什麼後果。他為美國公益界的起源、風格建立和國內影響力帶來了令人屏息的綜觀，進而發現美國慈善界其實並不民主。最令人震驚的是，在公共支出大幅下滑的時代，現有體制強化了私人影響力。而且慈善家不一定都反政府。例如，巴菲特就呼籲政府增加稅收；彭博則希望慈善家能成為政府的啦啦隊，而不是替代品。儘管如此，隨著捐款金額攀升，2 人的財富也跟著飛漲。期待他們能改革現有體制很荒謬，因為他們之所以能壯大，正是因為這個體制。

諸如紐約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這樣老派的「遺產」慈善機構，靠的是從傳統產業慢慢蓄積財富，直到創辦人晚年或離世之後才創立一個持續經營且科層化的基金會。但卡拉漢更在意的是金融業與科技業的超級暴發戶。這些一夕致富的企業大亨偏好「在世時就施予」的模式，用巨額捐款來花掉大筆財富。這種公益創投（venture philanthropy）的特徵是敢於冒險，如同這些捐款者追逐暴利的企業經營風格──這種方式可能會讓他們輸得一敗塗地，但也讓他們擁有巨大的影響力。這些公益創投通常會跳過傳統慈善事業對教育和文化機構的支持，改而投資能引發後續效應的議題，包括基因編輯和人工智慧。

圖片來源／https://goo.gl/Q3qPiv

慈善，不全然在做「好」事

公益界的性別化現象依然牢不可破：男人賺大錢，再由他們的妻子或女兒把錢施捨掉。生育權利之下的性別平等問題仍乏人問津。不過，目前女性慈善家網絡（例如設於紐約的「Women Moving Millions」）已經出現，這或許預示著女性在政治代表權上的轉變。

慈善捐款的意識形態分歧，其光譜範圍之大讓卡拉漢嘖嘖稱奇。從 2010 年美國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到氣候變遷，有人堅定支持，也有人堅決反對。這些支持也橫跨了進步及保守兩派智庫，分別包括同位於華府的「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智庫與自由主義者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非營利機構無法進行政治遊說，而資助智庫是規避這項寬鬆禁令的高明手法）但是，讓卡拉漢憂心的是，這些捐款者設定行動議程的優先順序，其實不能如實反映公眾的偏好。他認為，慈善家會比社會大眾在財務上更加保守，但更傾向社會開放，同時更仰賴市場和科技來解決方案。他們通常偏好採用最新的醫學產品，而非確保人人能享有良好的住宅條件以解決公共衛生問題。

慈善家對美國平價醫療法案的認同兩極。圖片來源／https://goo.gl/jCKJES

卡拉漢對科學和醫學的討論不多。其中提到的一個憂慮是，那些富人才能享有的治療方式會因此獲得過分的關注，例如精確腫瘤學（precision oncology）。他也擔憂，許多學術研究的確因官僚體制和保守心態而得不到政府補助，但若因此而期待用慈善捐款來補足，恐將導致科學的私有化。雖然卡拉漢並未進一步闡述這些變化帶來的後果，但可以預見的問題包括學術上的同儕審查機制將被削弱，以及職場健康等冷門研究領域將受到忽視。

教育則是其中一個最具爭議的慈善事業目標。坐擁世界最大零售商沃爾瑪（Walmart）旗下財富的沃頓家族 (the Walton family)、祖克柏，以及避險基金大師比爾・艾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富有的慈善家，紛紛捐出大筆金錢給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這種學校由政府出資興建、民間私人經營，有時屬於營利性質。在美國紐澤西州（New Jersey）的紐華克市（Newark），這種由上而下的校園改革策略，無視在地社區的當務之急，激起了廣大民怨、加重社會不公，並且排擠公立學校的經費。由此可見，這種公益參與方式問題重重。

著手約束超級富翁的慈善行為

雖然卡拉漢哀嘆這些勢力擴張的慈善家將導致公民社會的不平等，但他對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的問題卻著墨不多。慈善資本主義將企業經營原則帶入公益行動（亦即提供可觀的投資回報），本質上是將「從一般民眾身上斂取財富」的行為正當化。卡拉漢在書中也提及多種形成鉅富的結構性條件，像是逃稅手段、軟弱無力的證券法，和企業對政府在減稅與鬆綁法規上的遊說行動。但他的批判力道不足，僅呼籲要針對公益行為的課則性、透明度、合作對象和政治遊說，提出一個溫和改革的「平衡措施」。

如果慈善行為真的嚴重威脅了平等主義的價值，那麼卡拉漢開出的藥方也無濟於事。為什麼要讓這些掌握過人權勢但自詡為慈善家的菁英，擁有操縱公共政策的特權呢？如同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瑞奇（Robert Reich）所言，政府曾經從企業大亨身上收取數十億美金，然後以民主原則重新分配這些稅金。對許多人來說，不管這些大亨是在企業董事會、白宮、還是慈善的道德高位上呼風喚雨，該是時候來約束這些超級億萬富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