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NPOst 邀請資深國際 NGO 工作者褚士瑩阿北，每週六晚上隔空問診（大誤），回答關於非營利工作領域的問題。無論你是志工、NPO／NGO 工作者、捐款人、有志投身公益者，都可以來填表單問問題喔！褚阿北每週將抽出 1-3 個不等的問題來回答，現在就來舉手發問吧！

也想做公益的廣告代理商：

我們是一家有理想的廣告代理商，聽說 Google 的員工每週有 20% 的自由工作時間，於是我們公司把這個想法放大，成為公司成立的核心價值，把 20% 的時間跟精力拿來做「公益專案」。這些專案的內容，團隊的任何成員都可以提，如果我們確認是值得協助的計畫，就算沒有經費也沒有關係。如果很幸運是客戶付費委託的案子，以不虧損或虧損幅度不大為原則就好。

我的問題，來自於一個輔導身障者就業社企的委託計畫，我們評估覺得這個計畫對社會有正面助益，所以就做了。但後來有網友留言問我們雇用幾個身心障礙者。我們公司內部正好沒有身障者，而且因為公司規模小，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並未達到需要雇用身障者的標準。難道沒有雇用身心障礙者，就不能倡議這個議題嗎？

偏激又講求社會正義的褚阿北：

你有想過，僱用身障者其實跟公司規模不見得有關係嗎？（喝一口水）

你想要達成什麼社會目標？

為了這個問題，我特別問了你們的負責人傑克，他說團隊相信「日常革命」的力量。

但是什麼叫做「日常革命」？因為阿北頭腦不好，中文也不好，所以請他定義一下什麼叫做日常革命，傑克說：

日常革命就是「不顛覆」，而是從 insight 一點一點扭轉觀念的做法。

所以，這家公司要用商業手段當「溫和的革命家」，聽起來很棒。

但仔細想想，怎麼樣的革命叫做溫和？

政府規定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 67 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的 1%，且不得少於一人。」也就是說，66 人的公司，不需要雇用任何身心障礙者。

如果有一家公司雖然只有 6 個人，卻雇用了 2 位身障者，請問這算是溫和，還是激進？

如果有另一家公司，為了怕雇用身心障礙者會「增加公司負擔」，所以故意永遠維持在 66 人的規模，這樣的經營策略，算是溫和，還是激進？

臺灣的社會正義，還是芬蘭的社會正義？

就像賦稅一樣，我們不能因為富人有錢，就強迫他繳交超過政府稅制規定的稅金。這是為什麼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巧妙的用一年將近 10 億美金的虧損，作為接下來 20 年抵稅免繳的手段，雖然不合乎正義，但確實合法。

「因為我夠聰明。」（That made me smart.）是川普在第一場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被質問時，脫口而出的答案，也因此引起軒然大波，民調一蹶不振。

用財富作為衡量的標準，不同人適用不同的法律，這樣比較符合社會正義的原則嗎？

不同的人犯同樣的罪，應該視其擁有的財富多寡，適用不同的罰款標準嗎？雖然聽起來荒謬，但是在芬蘭、瑞典、丹麥、德國、奧地利、法國和瑞士幾個歐洲均富的社會福利國家，確實如此。

2015 年 3 月初在芬蘭，地產大亨古斯拉（Reima Kuisla）在限速  80 公里的路上開到時速 103 公里，被警方攔下，警察立刻與國稅局連線，確認他的所得後，開出了一張要價 5.4 萬歐元的罰單，超過臺幣 190 萬元。

地產大亨 Reima Kuisla 在芬蘭因超速，被罰了 5.4 萬歐元，超過臺幣 190 萬元／圖片來源：https://goo.gl/V7Ljk1

原因在於芬蘭從  1921 年就開始採取所謂的「日罰制」（day-fine），也就是說，警方抓到超速者，會直接連線國稅局查到違規者所得，將犯法者的一日所得除以 2，這半日所得就是芬蘭當局認為開罰的合理金額，所以一般芬蘭的超速車主罰鍰大多在 400-500 歐元區間（約合臺幣 1.5 萬上下）。

但是， 當局可以依照違法程度決定要罰當事人幾天的收入，最高可以罰到 120 天，沒有設罰款金額上限，因此收入越高如果嚴重違規，罰款就很可觀了。

事後古斯拉在臉書上憤怒地抱怨：「這裡的規則莫名其妙，這種社會究竟為了什麼而存在。」他甚至考慮離開芬蘭這個對富人不友善的國家。

這種因人制宜的法律，是受到法國啟蒙時期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所影響。當今的北歐大眾也都繼續支持這個日罰制，認為這樣的罰則讓有錢人不會仗著自己有錢到處違規，也才不會發生在臺灣偶有所聞的這種事件──

「老子就是要違規停車，罰單隨便你開，因為我的時間比金錢還要寶貴，罰金當作停車費就好了，只要付錢， 想停哪裡、就可以停哪裡，多爽啊！」

芬蘭的日罰制雖然讓市井小民大快人心，但這真的符合平等原則的社會正義嗎？

個人即政治

回到雇用身心障礙者這件事。

6 個人的小公司沒有雇用身心障礙者，一定有其苦衷。你們就在臉書上提出了「合理」的解釋──

1. 面試部分我們沒有排除過身心障礙者呢，如果有合適的，我們會採用。
2. 目前我們規模小，沒有能力額外增聘。
3. 如果公司規模發展到超過法定人數以上，我們一定會守法，甚至請客戶協助我們徵人，因為增加這 1 個員工的負擔，我想我們還扛得住。
4. 在經濟能力不足的現況，又很渴望幫助他們的前提之下，我們能做的就是：貢獻我們的專業，創意。
5. 所以我們公司的官網改版也把後端程式發包給這個客戶，一方面提供案子給他們，另一方面也可以協助他們提升製作水平，證明他們有生存的能力！

但是換一個角度，同樣的說詞，由一個 67 人以上的公司提出來，難道不也是合情合理嗎？跟公司 6 個人應該沒有關係吧？

而且，網友會滿意這樣的解釋嗎？

實際上，這位網友比原先更加不滿了，立刻指出「1 個員工的負擔我想我們還扛得住」這句話：「當受僱者付出他的能力來換取薪資時，你需要負擔什麼？」

雖然你可能會覺得被雞蛋裡挑骨頭非常委屈，但是仔細再看一次你回應前 3 點的邏輯吧！第 1 點先說「不是我們不用身障者，是身障者自己沒有來應徵，有合適的我們當然會用」，但第 2 點立刻說「我們太小，沒有能力聘用」，接著第 3 點「真的要雇用一個的話，我們會把這個負擔扛下來」，也難怪公司會被網友質疑對雇用身心障礙者的真誠度。

放心，我絕對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孟德斯鳩先生，你的公司從客戶手中收費做了一個倡議雇用身心障礙者的公益專案，可當自己的公司被質疑為什麼沒有行動為先，主動優先雇用身障者時，卻把身障者的雇用形容成「負擔」，而且推責說這是「有能力的大企業」做的事，如果今天立場調換，你會怎麼想？

我肯定你做「日常革命」的努力，也肯定你想要做「溫和的革命家」的理想。但是，從這一個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做對的事」其實只是 20% 的工作，真正必須要花 80% 力氣的，不是如何辯駁、解釋，而是如何「把對的事做好」。

女性主義曾提出「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號，並成為 20 世紀婦女運動的核心主張之一，意涵就是說「個人生活處境」與「社會權力結構」的緊密關聯，如果雇用身障者是雇主的責任，就不應該因為公司規模是一個員工、或一萬個萬人，而有所區別。

很難，是嗎？

是的，正是因為很難，所以才值得做。

另外讓我悄悄告訴你，阿北是一個偏激人士喔！因為我根本不相信有任何革命可以是溫和、不顛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