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主題｜疫情下的生存之道，NPO 活下來！

活動時間｜9 / 25（五） 18：30 – 21：30

活動講者｜台灣數位文化協會 高翠敏 副秘書長、KPMG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謝昀澤 副總經理、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 吳宗昇 副院長

撰文 ／黨一馨（NPOst 特約記者）

疫情公益學氛圍底下的資源排擠，身為 NPO 一員的你，感覺到了嗎？捐款下降、物資銳減、志工人力招募不足，非營利組織歷經內外夾擊的同時，數位協調人才何處尋？

本次 NPOst 第一場年會小聚於 9 月 25 日舉行，由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副秘書長兼 NPOst 主責人高翠敏拉開序幕，而在《NPO 大調查：COVID-19 對 NPO 的衝擊與影響》當中極具意義的關鍵發現，是 NPOst 集結 165 份有效調查回覆，淬鍊出的專題報導。

宏觀了解 NPO 疫情期間遭遇情狀

高翠敏提到，疫情開始後的 3、4 月間，許多 NPO 表示組織面臨捐款下降、物資銳減、志工人力招募不足，「過程中陸續聽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像（蘋果日報的報導中）現代婦女基金會提到，小額捐款部分因為受到疫情連帶影響到自己的工作，捐款意願部分大幅下降，NPOst 聽到這些不同的故事會有些焦慮，它到底嚴重的程度到哪裡……有沒有一個更宏觀的方式能夠讓人了解大部分 NPO 所遭遇的情況？」《NPO 大調查》乃應運而生。

高翠敏指出，捐款下降是最多組織共同面臨的困境，NPO 中 64.8% 自陳捐款下降，營運面上，有 2 成自陳服務改變型態，「對非營利組織來講，形同一個內外夾擊的處境，捐款下降，當我需要應對，去嘗試一個新的數位化服務運用方式，我的成本從哪裡來？這是我們在開放式問項裡面，會聽到的一些焦慮。」

根據調查報告指出，NPO 預估疫情影響達一年以上者，大部分為東部地區，並通常落在身心障礙跟兒少關懷，或 10 人以下組織，「假如你支持的團體或服務的團體具有這些特質的話，或許可以考慮多投入資源。」

疫情公益顯學下的資源排擠，倡議型組織可能受影響最多

此外，疫情在公益界也產生了一股奇特的氛圍 —— 疫情公益學。高翠敏詢問在場與會者，「跟支持者或過往贊助單位在聊的時候，會不會被問：『你做的事情跟疫情有什麼相關？』」

高翠敏表示，這就類似嚴重天災產生後，資源的排擠情形，捐款人關注了這一塊，就不會捐助那一塊，「那原本在疫情發生之前就已經在做的這些社會工作，空缺的資源要從哪邊來，在這個當下是沒有被關注到的。因為疫情公益的顯學，排擠了現行服務項目的狀況，也是一個很嚴重的情形，特別是對倡議型組織的衝擊。」

高翠敏指出，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即調查中也有 NPO 表示捐款上升的，「但有趣的是說，捐款常會指定，我要用在疫情上，這就又回到我們剛才說的疫情公益。特別揭露這件事，也是希望企業能夠看見，讓這些團隊在做服務工作的時候具有比較大的彈性。」

疫情數位浪潮下，轉型技能與人才何處尋？

另外，很多 NPO 開始試著往各方面尋找出路，例如贊助型基金會申請計畫、向募資平台提案、去建立電商通路，「可是不管是做電商或是募資平台，它所需要的技能都是完全不一樣的。比如怎麼廣告投放、怎麼看點閱率等數據的意義，這都是一種全新的知識。如果這些沒有專家協助，或是團隊沒有這樣的人才，要往哪邊去蒐集這樣的資源？這也是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數位轉型非常大的一個空缺和落差，」高翠敏說。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也帶動了人與人間正面的影響，調查中指出，有 43.6% NPO 自陳，沒有受到疫情的正面影響，換句話說，超過一半 NPO 認為有受到正面影響，這些面向包括：

1. 重新省思組織狀況：改善募款、規劃組織的長期發展。

2. 獲得更多挹注在其他重要服務的時間：疫情導致某些服務終止，反而讓組織能將原先的時間與心力，花在一些重要但因為不緊急而一直擱置的事。

3. 關懷頻率的提升：疫情期間，組織更常關心內部員工、服務對象的身體狀況，因此跟服務對象、員工之間，建立了更好的連結。

觀察疫情下 NPO 的生存危機，高翠敏也特別以正面影響作為小結，即 NPOst 今年年會主題「最後，都要變成好事」，她認為，就像 SARS、COVID-19 一樣，既然人們永遠都會遇到新的危機，那麼最該探究的，當然是能夠扭轉危機、讓最後都能變成好事的關鍵行動。

非營利組織的構造改革？從全球 CEO 前瞻調查談起

從《NPO 大調查》出發，KPMG 安侯企業的謝昀澤副總經理主講非營利組織的「構造改革」。謝昀澤從 KPMG 在 9 月完成的《2020 年全球 CEO 前瞻大調查》，和 NPOst 的《NPO 大調查：COVID-19 對 NPO 的衝擊與影響》對照角度切入，表示在前者的調查中，有 2／3 的組織自陳有影響、1／3 沒有影響，後者則指出，有 63% 的 CEO 表示因此影響其報酬。

呼應 NPOst 的調查報告，謝昀澤舉例，志工這個面向的確受到影響，「 KPMG 每年都會辦志工日，我們請假相當容易，但是我們志工日要請假，非常之難，今年坦白講，我們受到疫情的影響，志工日有點改變了。在 KPMG 十幾年，第一次，志工日自動改成線上，身為員工，你願不願意，親自去參加？」

疫情前期、中期與後期， NPO 的情況有什麼不一樣？謝昀澤表示，根據他的觀察，「NPO 跟政府、一般大眾、跟弱勢之間，原本有一個交流，比如說，政府的補助監督等等，一般的企業也會給 NPO 贊助，那 NPO 就拿這些資源，去倡議也好、去影響也好，但是疫情爆發的時候，補助變少、捐款變少，弱勢者需要協助的這群，變得很多，這應該怎麼辦呢？」

76% 的 CEO 認同，企業理應有共同承接社會問題的責任

謝昀澤認為：「疫情過後，或疫情還有變數的現今，需要我們幫助的人，政府應該要有更多的資源及管道去協助，而 NPO 就剛好承接了這塊；另外一塊是，其實過去一年左右，政府對於一般社會企業的責任，也大幅增加。其實增加了它的驅動力，去做一些幫忙和幫助。」謝並指出《 CEO 大調查》中的數據， 其實有 76% 的 CEO 認同企業領導者應要有責任，去承擔社會變動所可能帶來的問題。

謝昀澤舉例：「前一陣子美國有一支股票飆得非常高，叫做特斯拉，大概在前兩、三週的時候，突然下跌 10% 至 20%，就是因為它沒被道瓊選入，就這樣它就能下跌近 20%。這些永續指數裡面有這些指數模型的計算方式，把人權跟社區的議題，列為加分的項目，而這裡面就有需要明確證據的項目，它對 NGO 的捐贈和社區的評估。所謂的企業對於公益實質的投入，甚至它的計算多少都會被指數公司列入，也就是說如果要爭取到更多資源，它對公益不能只有喊喊，而是要有實質的作為。從法規面到實質資本市場面，就是這樣運作。」

數位轉型不只是使用網路，更注重互動延展

謝昀澤表示，政府用很多的力量，在資本市場裡面，提高了企業對於 ESG 的重視度，「理論上，企業增加對 NPO 的投入，那 NPO 也要自己透過數位轉型去創造機會。」

「很多人以為數位轉型就是用網路，但其實用網路上網，不等同數位轉型。理論上我們認為比較完整的數位轉型，要做到互動、延展，裡面有智慧、數據的成分。」他進而舉例，「幾家運動大廠在發生疫情的時候，直到目前為止，遭遇情況南轅北轍，NIKE 不但疫情的時候活得很好，還在美股裡面暴漲；adidas 第一季營收只有去年的 10% 還是 20%，差別在哪裡？就在數位力。」

「NIKE 的數位力強在它連結性、互動力非常高，像 NIKE 出很多穿戴性的設備，跟使用者互動有非常高度的連結，它很多都是有互動的課程、量身訂做的健康活動，疫情期間請了一堆大明星，舉辦像是客廳盃之類的比賽，它的創意深度結合它的數位應用，不單純只是市場上的買賣。」

謝昀澤最後針對如何營運團隊，給予 NPO 夥伴三點建議提供參考：

1. 確保組織中有一定程度的人才，具備不可取代性。

2. 找出組織能夠有效產出服務的地點。

3. 即便有眾多任務與需求要做，但務必先定義組織中，最基礎、必要的首選業務。

謝昀澤認為：「不要說每一件事都很重要，這樣沒有辦法持續努力，你要先定義哪個業務最重要，先做，包括資源、人才、金錢、設備、數位化，不能全做，這才是營運持續的正確方法。」

病毒攻擊不分人種 ，但攻擊後的分化現象，是悲劇的由來

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吳宗昇副院長，則針對疫情後可能面臨的第二波衝擊提出自身觀察。他表示，平常大部分談的是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等概念，踏入消費者債務管理的研究領域，感覺其中探討的議題「幾乎是另外一個世界」。

「為什麼會做這篇研究？大概在 4、5 月的時候，藍佩嘉老師聯絡了幾個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者說，『疫情來了，身為研究者，勢必要向社會提出相對應的責任，我們應該提出對未來的看法，以及應該即刻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而研究整體的結論是，第一波的疫情是生物上、病毒上的疫情，但第二波經濟上的疫情，還沒有真正來，經濟上脆弱族群，以及整體台灣經濟上的威脅，其實還沒有開始發生。

吳宗昇說：「3100 多萬人感染、97 萬人死亡，這是什麼數字呢？我們簡直面臨了一個世界大戰，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這樣進行討論，其實是很幸福的事情。」

他指出一個事實：「病毒是不分人種攻擊的 ，但攻擊之後產生的結果是分化的。」在討論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時，概念因此不同。

脆弱族群一旦受到衝擊， 10 年間都可能深受其影響

「全球在這次疫情也出了很多報告，特別是健康、病毒跟疾病這種大規模的傳染病，它其實讓財產分配的不平等快速惡化，就是 K 型反轉的上面跟下面走得更快。有幾項結論非常有趣，第一個，黑人跟白人誰會比較容易受到疫情波及？是黑人；男人跟女人呢（較容易受疫情波及）？女人；是黑人、女性又有小孩的，就受到更大的波及，而一旦被波及，它的影響是 10 年以上。也就是說，一旦有一個大規模的疫情產生，被衝擊到，恢復的時間要十幾年，這個我們就稱之為脆弱族群的第二波攻擊。」

吳宗昇表示，這份研究將 2003 年 SARS 的經驗與數據與當前疫情做對照，「2003 年災情有幾個特殊的背景因素：GDP 一直都很低；有大量的貸款金額；剛好台灣的銀行界合併，放款餘額達到歷史新高，在外面的金流有 3、4 千億；台灣當時又是重災區，國外的資金都抽走了、失業率也非常高，但並沒有適當的破產法。「破產法規定必須提出保證金才能破產，假設你要破產一百萬，你必須提出三十萬的保證金，類似這樣的遊戲規則，簡直太瘋狂。」

SARS 期間，部分族群平均逃債年數 10.24 年

從調查數據中，驚人地發現，SARS 期間部分族群的平均逃債年數是 10.24 年。大多數人在 2003 年左右開始欠債，2005、2006 年到達一個高峰，一直到 2006 年後才降下來，「多數人欠錢是在 2004 至 2007 期間，也就是疫情大規模爆發或是經濟大規模衰退的時候，」吳宗昇說。

上回 SARS 造就的經濟影響綿延數年，那麼，這波疫情呢？吳宗昇表示：「最快 2021 到 2023，才會看到這一波的人破產，並舉出幾個消債案例：一個原本薪水有 10 幾萬的國外線導遊，房貸加上生活費，一個月逼近 8、9 萬、一個是在無薪假期間去送 foodpanda，還是只能賺 2、3 萬、一個是一對在機場開接送的情侶，合買一部賓士，賺不到什麼錢，更沒錢繳車貸。

「上次 2003 年的 SARS，死了 30 幾個人、這次死了 7 個，在自殺數據部分，2005、2006 年，台灣突破高峰，自殺人數首度超過 3000 人，我們就開始去調數據，我們可以調得到的資料是 2005 至 2006 年，有 172 個人是直接因素，有非常清楚記載是因為債務而自殺。」吳宗昇語重心長表示，「因此自殺但沒有清楚記載下的，可能是 2 倍、3 倍。」

「所以，第二波疫情，跟真的病毒的攻擊，哪一個比較嚴重？從經濟社會學，第二波的攻擊，會更嚴重，它會在某個面向逼迫你死亡，然後它逼迫的方式並不是病毒上的攻擊，這也是我們一直在關心的，在追蹤這個數字，看明年它會怎麼變化。」

敘及此，吳宗昇表示，經濟疫情就是脆弱族群的第二波災情。不過將 2003 年與今年相比，臺灣不是疫情的重災區，循環信用餘額也沒有達到高點、違約沒有大量出現。經濟部政府更於今年的 4、5 月，提出第二波紓困方案，讓貸款期限可以從原先的 6 個月展延至 1 年。「從數據看，這波災情還沒有來，但我們仍要戒慎以待。」

失業率、消費貸款、逾期還款，都是觀察指標

提到如何定義脆弱族群，吳宗昇表示，脆弱族群有兩種人，第一種是缺乏社會網絡、收入不穩定；或者有收入，但是收入減支出沒有餘額，或是年輕的學貸族、上班族，這一種人是第一波可承受衝擊，但在第二波會被洗掉，這種概念就是階級滑落；另外一個脆弱族群是貧困族，貧困族比較容易在第一波就受到衝擊，因為完全沒有儲備。

吳宗昇認為「期末考明年才會來。」從觀察指標上來看，「第一個就是失業率，失業率快速上升的時候，就要非常小心，台灣在這部分一直做得很好，在 4 月上揚，可是，5 月我們立刻就控制了；第二個，消費貸款是不是會擴大？第三個，逾期還款，是一個紅色的嚴重指標，當逾期還款快速上升的時候，代表，我們要啟動下面的救生艇，就是去申請消債……最後，看家庭負債變化，如果家庭有一個成員能力比較弱，其他人能不能支撐他？」

吳宗昇強調，面對疫情，不管面對有人被感染或是有人階級滑落變得窮困，都可以堅守幾個原則：

1. 同理而不是責備：理解發生的社會機制，比指責來得更有建設性。我們不能期待災情不會發生，更重要的是該如何預防與處理，盡力保全社會上每個人的生存權利。
2. 提供資訊：如債務可以「調解」、「更生」或「清算」。也可至「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卡債受害人自救會」尋求專業協助，提供重要訊息，讓他們可以從中尋求幫助，更有能力面對困境。」
3. 強化社會安全網：除了社會網絡、NPOs 等協助，也加入了相對應的法律體系，以更快速、簡單的流程處理問題，促使脆弱族群更快回到壓力較低的生活軌道。

吳宗昇也指出對 ESG 的重視，大公司對於社會跟環境的責任已經完全不一樣，「當公司認知到，我把公司經營好，其實就是一種社會責任，我讓我的員工有很好的福利條件、對我的員工很好，其實這也很重要，應該說，是根本的社會責任。」

從疫情公益顯學造就的資源排擠，銜接到數位轉型中互動延展的必要性，到疫情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如何衝擊脆弱族群，這幾個向度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方向 —— NPO 要怎麼向前走？

「數位協調人」，一個還未出現的職缺

延續剛才的話題，在對談環節，高翠敏提到，數位協調人才這件事情，在組織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主要負責協調各種數位事物的運營，或以數位思維運作事物，考慮一個組織的數位轉型能力時，不能忽略的具體推動者與實踐者。但直至現在，似乎都沒有被當作一個正式的職稱去尋找這樣的人才，究竟它的職稱是不是就叫「數位協調人才」，對於這般人才，NPO 可以怎麼樣來挖掘或定位呢？

謝昀澤認為，數位協調人才，他的思維邏輯會跟傳統資訊人員有些不同，「以金融業的數位人才為例，他就要懂金融又要懂資訊，這些宣導應用，在一般的企業裡面，他要懂企業各種的需求，在 NPO 裡面，需要懂得組織的業務到底是怎樣，我們要推動的這些議題，該怎樣應用新的 AI、大數據，還是 5G，怎麼樣導入讓它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這可能就會遇到一個大難題，怎麼找？謝昀澤提到，金控、銀行登廣告去找、花高薪去挖，到現在為止，以金融業為例，數位人才缺額相當之多。而這個現象，對 NPO 而言，可不是個好消息，因為競爭對象就是這些有資本花大錢去挖數位人才的人。因此謝昀澤認為， NPO 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思維和方式，結合大家的力量、互相協助，這樣的方式比較務實。

接續這個話題，吳宗昇認為，「這非常有意思」，他進而拋出了一個非常辛辣的拋問，謝副總提到，一樣需要這樣的人才，可是企業已經開出了 2、3 倍的價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假設他有這麼棒的能力，幹麻留在 NPO？

吳宗昇進而指出，他的確這幾年有看過非營利組織裡面有這樣的人才，一年可以搞定一兩千萬的募款，讓他抽 10% 也可以拿到一兩百萬，可是呢，這樣的人才薪水一樣是 3 萬 2，這樣合理嗎？

吳宗昇表示，經過這次疫情，NPO 有些觀念在轉動，大家也對金流有不同的想法：它的流動方式怎麼樣、誰負責社會行銷、誰在控制金流？

「在 NPO 我有看到幾個，像人生百味我覺得它們就很強，它們沒有被業界挖走，是因為他們生活太詭異了，他不喜歡企業，所以他留在一個他很舒服的地方，做他覺得很舒服的事情。我覺得這個事情對 NPO 而言，甚至是未來，是一項關乎存亡的關鍵。」

「無人化」、「無接觸」，在 NPO 的服務裡適用嗎？

高翠敏接著問道，「剛剛吳老師有提及，脆弱族群的影響，那想反問如果是在 NPO 組織治理上，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嗎？」吳表示，非營利組織與企業有很大的不同，非營利組織很難死掉，頂多老而不死。「像非營利組織財源受影響，它可能回到全部都是志工的狀態，還是能生存，這是先天上的優勢，其實是很有韌性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非營利組織有精神領袖，它能夠集結資源，帶領團隊，在這個情況下，我是看好非營利組織的。」

而關於謝昀澤提及的後疫情時代三無商機，包含無人化生產（無人化的公益傳播）、無極限應用（無極限的智慧應用）、無接觸經濟（無接觸的社會服務），這些 NPO 該如何或怎麼應用？

吳宗昇認為，據觀察，NPO 現在沒有看到無人化的現象，但這樣的模式，其實就是數位策略，是所有 NPO 需要思考，且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有些步驟可以進行轉型，比如部分 NPO 已經轉型成社會企業，開始做線上私人的諮商與輔導，也可以選擇視訊與否，這已經是某部分的跨入，但目前大多 NPO 還是很抗拒這樣的趨勢，這不是原來第一線服務的思維，是另一個渠道的創新，目前可能沒有，但未來一定會有。

謝昀澤則表示，NPO 在運用這些數位轉型策略非常有力，在 5G 時代，企業推動相關的新技術時，都會面臨誰來買單的問題，即使技術夠好，也可能苦無獲利模式。但選擇與 NPO 合作，卻可能有擴大社會影響的效益，如果 NPO 有好的想法與動能，其實企業是很樂於合作提供原先已有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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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樂亞妮

核稿編輯：高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