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篇轉載自中國公益議題媒體《公益時報》，除了蓋茲夫婦的回應，也刻意保留中國公益觀察家的延伸觀點。一直以來，NPOst 都在關注中國公益，一來因為臺灣有許多 NGOs 在中國做服務，了解其民間組織動態可謂知己知彼；二來不可否認的，中國在世界版圖中已是掘起迅速而不可忽視的大國，其 NGOs 長久以來無論在脫貧或創新等方面，都已有相當的成績，值得探究。最後，中國公民社會近年來在習近平冶下詭譎動盪，正是臺灣引以為鑑，深刻省思政府與 NGOs 關係的觀察對象。
相關文章請參考：2017 中國公益界 10 大熱門事件：從 99 公益日、慈善法、二光之爭到幼兒園虐童案、當臺灣從「慈善」邁向「公民社會」，王敬智：「公民社會在中國已成禁語！」、【中國觀察】公益從線下走到線上，捐款人的參與和了解卻依然淺層？／在騰訊「小朋友畫廊」捐款熱潮之後、【中國觀察】線上募款、線下培力，互聯網支撐中國公益
文／高文興 中國《公益時報》編輯
今日（2 月 13 日），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下簡稱蓋茲基金會）發布 2018 年度公開信（Ten Toughest Questions We Gat／Our 2018 Annual Letter ）。
自 2008 年全職擔任蓋茲基金會聯席主席以來，比爾·蓋茲每年都選擇在年初發布親筆年信，至今已是第 10 個年頭。從 2014 年開始，同為基金會聯席主席的梅琳達·蓋茲也一同加入年信的寫作。
10 年間，蓋茲基金會年信均圍繞基金會在全球健康、農業和美國本土教育領域的最新進展，提醒人們在上述領域的錯誤觀點、鼓勵創新，並以「樂天行動派」的身分呼籲讀者以樂觀的心態和積極的行動改變未來。
近幾年，蓋茲基金會的年信在形式上不斷突破，除了加入影片、新媒體的傳播方式，還試圖讓年信不拘泥於「書信」的格式，吸引不同群體屬性的讀者。
比爾·蓋茲（左）及其夫人梅琳達·蓋茲。圖／@ Wikimedia Commons
對未來樂觀，意味知道如何改善生活
今年，為了紀念第 10 度發布年信，蓋茲夫婦挑選了 10 道來自外界的「刁鑽」提問，共同作答。這些問題來自諸多方面，如非營利部門的合作夥伴、政府領導和社會公眾等，既有基金會的支持方，也有基金會的批評方。
蓋茲夫婦希望讀者在看完這些回答後能變得同樣樂觀。
「但是所謂樂觀，並非認知到過去不如現在，而是知道如何使生活得到改善，這才是我們樂觀情緒的真正源泉。」比爾和梅琳達寫道，「雖然在工作中見到過許多疾病與貧窮，也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但我們也看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們向發明尖端工具治療疾病的科學家討教，與不遺餘力的用創新方式為全世界人類謀取健康與福祉的政府領導交談，也在世界各地見過勇敢而睿智的個體透過想像力的發揮，找到徹底改變社區狀況的新方法。」
蓋茲夫婦表示，知道如何使生活得到改善，才是他們樂觀情緒的真正源泉。圖／Alejandro Alvarez @ Unsplash
中國《公益時報》記者於第一時間獲取了年信，並與比爾·蓋茲以電話會議的方式進行了訪問。顯然，蓋茲夫婦與蓋茲基金會對「最終入圍」的 10 個問題進行了精心考量，使其看上去是對蓋茲夫婦的發問，但卻代表了社會大眾對於慈善、慈善家乃至整個公益行業的疑惑。
蓋茲夫婦對這些疑惑的作答，不僅掃除公眾心中的疑問，在一定程度上，也為不少慈善家和公益機構指明了方向。
1. 為什麽你們不在美國本土投入更多資源？
比爾·蓋茲：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理應承受苦難。因此，我們不會基於苦難來分配資源，而是評估我們避免苦難的能力，考慮我們的投入在哪裡能產生最大的價值，來作為資源分配的依據。
以疫苗為例，原本幾分或幾塊錢的疫苗就可以避免疾病，卻依然有很多孩子無法接受免疫接種。這方面的投資能夠挽救很多孩子的生命，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參考：「為什麼貧窮的地方看得到可口可樂，卻看不到疫苗？」全球最大 NGO 扭轉 1.38 億人命運／2017 NPOst 年會前導報導 1）
蓋茲夫婦於 2017 年 10 越尋訪美國亞特蘭大。圖／gatesnotes
蓋茲基金會每年在美國投入 5 億美元（約臺幣 150 億元），主要用於教育，而其每年在發展中國家的投入則為 40 億美元左右（約臺幣 1200 億元）。反觀中國，中國扶貧基金會早在 2004 年底印尼海嘯發生後，號召公眾向災區捐款，但消息一出立即引發質疑；2011 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中非希望工程」計畫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募款工作受到很大的影響；近幾年，不少中國慈善家的海外公益行動也時常伴隨著國內的質疑。
然而，公益本是善意的表達，理應放諸四海皆準；其次，正如蓋茲夫婦的「投資回報理論」，讓有限的資源產生最大的社會價值，這也是公益事業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再者，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民間組織「走出去」也是國家軟實力的最佳體現。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理事長黃浩明就曾評論道：「中國有話語權、有影響力的社會組織少，與中國作為經濟和外交大國的地位不相匹配。」
2. 你們在美國教育方面投入的幾十億美元有什麽成效？
比爾·蓋茲：
投資美國教育是因為我們相信教育可以幫助國家和個人邁向更好的未來。我們的方法是實踐教育領域的創新想法，如果證明成功就鼓勵政府去拓展。過去我們嘗試了不同的方法，有些頗有成效，但還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我們也在不斷學習和反思。
公益組織與企業、政府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往往要承擔政府和企業不能也不願承擔的風險，透過反覆實踐摸索出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新路徑。
縱觀中國公益機構，創新性有限，項目求穩居多，雖然這其中有資金有限、外部壓力等因素，但「試錯」是公益組織的使命之一，一味追求短期的影響力會讓公益組織失去存在的價值。
北京永真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周惟彥接受《公益時報》採訪時曾說：「相比公募基金會，非公募基金會本就應該發揮創新的功能，承擔更多的風險，勇於超前的嘗試和實驗。」蓋茲夫婦和蓋茲基金會即十分重視「創新」的力量，基金會每年發起「探索大挑戰」計畫（Grand Challenges Explorations，簡稱 GCE），資助眾多可能失敗的創新想法，以推動社會變革。
北京永真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周惟彥。圖／永真公益官網
3. 你們為何沒有捐款對抗氣候變化？
比爾·蓋茲：
這方面的投資一部分涉及基金會的工作，一部分是我的個人投資。我的個人投資方向是尋找新的可靠和可負擔的乾淨能源──這是可以依靠市場來解決的問題。基金會的工作則是專注於利用農業的創新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群，應對氣候變化已經和即將帶來的種種挑戰，幫助他們擺脫貧困和飢餓。
在這一問題上，蓋茲夫婦再次闡明了基金會的職責──專注於市場和政府不能解決的問題。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小雲助貧中心發起人李小雲曾表示，公益就是要彌補政府和市場的缺陷。
類似對抗氣候變化的全球性問題，政府和市場應是主力軍，前者應資助基礎研究並制定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獎勵措施，後者應將前者資助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產品。而公益組織在其中的作用則是以創新手段幫助已經遭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貧困人群擺脫困境。
4. 你們是否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諸於其他文化？
比爾·蓋茲：
認為自己「比受資助者懂得更多」的心態會讓慈善家們的工作成效大打折扣。我們藉由資助當地最具專業經驗的合作夥伴來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並確保實施者有最大空間發揮他們的潛力和專長。我們無意於為他人做出選擇，而是致力於讓人們有知識和能力來為自己做出最好的選擇。
比爾·蓋茲認為這個問題實際上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討論，即公益組織是否真正了解受助者的需求？梅琳達也表示，從蓋茲基金會多年的經驗來看，站在受助者的角度傾聽和理解他們的需求，不僅僅是在價值觀上體現對受助者的尊重，更能夠讓公益計畫取得更大成效。
著重為心智障礙兒童提供性教育的組織「瑪麗斯特普」中國項目主管王龍璽就曾指出：「我們時常會看到目標族群在『救助』過程中缺乏主體性，弱勢群體只能被動接受安排──非障礙群體決定著障礙群體的事務，成年人決定著青少年的事務，男人決定著女人的事務。」這意味著，許多公益計畫從設計上就只從捐贈人的動機出發，沒有挖掘受助者的真正需求，其承擔解決社會問題的使命也便無從談起。
圖／Myriams-Fotos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5. 挽救兒童的生命，是否會造成人口過剩？
比爾·蓋茲：
歷史數據告訴我們，當兒童死亡率增高時，出生率也會增高。而當更多孩子能夠生存，父母就會傾向於少生孩子，而這會帶來一波經濟增長──即經濟學家所說的「人口紅利」。拯救兒童生命本身就是最正當的理由，藉此也有可能改善全人類的生活質量。
公益組織經常會遭受意想不到的非議，蓋茲夫婦用這個問題的答案完美回應了質疑，也說明了一個公益計畫背後需要具備的嚴密邏輯，和它能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力。
事實上，梅琳達·蓋茲在 2014 的年的公開信中就引用過知名統計學家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教授的研究成果──當有足夠多的兒童能活過 5 歲，並且母親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生育和何時生育時，人口數量便不會上漲，反而下降。（參考：「不管有沒有錢，生病了就要能看醫生」，健康是身而為人的基本權利／SDGs-3（健康篇））
在人類歷史上，法國、德國、阿根廷、巴西和孟加拉都先後驗證了這個趨勢。當一個國家有足夠多的兒童活下來、 這一代人數量相對龐大時，家庭們就會主動控制下一代的人口數量。最終，這個國家會擁有一批相對充足的勞動力來發展經濟，而受撫養者相對較少（年長和年幼人群）。這是一個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最佳時機，也正是經濟學家口中所說的「人口紅利」。
圖／RitaE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6. 川普總統的政策對基金會工作有何影響？
比爾·蓋茲：
最大的影響是對外援助大幅削減，更廣義的說，「美國優先」的世界觀讓我擔憂。
我認為，歷史已經證明，相比起退出國際事務，與世界緊密銜接更能讓每個人受益，包括美國人自己。對於每屆政府的政策，我們都有認同和不認同之處，儘管在這屆政府上，我們不認同之處要比以往多，但我們相信盡可能多的相互合作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需要與政府合作，取得更多的政策支持，以保障全球最貧困人群的利益。
非政府組織作為介於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重要力量，具備一項重要功能──反映公眾的利益需求，為政府有關部門公共決策提供參考和諮詢，影響公共政策制定。蓋茲夫婦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實際上指出，比起草根 NGO，擁有相對更多影響力的大型基金會更應該主動肩負起倡導政策制定的使命。在中國，此前影響公共政策制定較多的為環保領域的社會組織。而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社會治理中心向基層下移」，強調要「發揮社會組織作用」，這為廣大的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創造了有利條件。
比爾·蓋茲認為，川普政府若「美國優先」的治理觀念令他感到憂心。圖／@ Wikimedia Commons
7. 你們為何要與大企業合作？
比爾·蓋茲：
健康和農業領域的創新，使得世界上富裕地區的人們生活品質提升，而我們認為窮困人群也應同樣從中受益。這些創新往往來自於私營部門，但企業的投資需要回報，這意味著他們為全球最貧困族群解決問題的動力很小。我們試圖改變這個局面，鼓勵企業將專業資源投入貧困人口所面臨的問題中，同時又能避免虧錢。如果我們有限的合作能夠激發企業看到新市場的潛力，我們將視其為巨大的成功。
公益與商業的結合是時下中國公益領域討論的熱點。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力投資、社會企業，這些在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看來，都是商業向「左」的靠攏。而蓋茲基金會的做法則是讓私營部門看到在貧困人口市場中獲取利潤的可能，以使企業針對社會問題來研發創新，並將其轉化為市場產品。（參考：社會影響力最大化：資金來源必須多元，異業合作必須長期／社會企業金融論壇報導（下））
比爾·蓋茲（右二）與來自中國海南省的居民一同放聲大笑。圖／gatesnotes
8. 你們的影響力這麽大，這公平嗎？
比爾·蓋茲：
不公平。我們如此富有，世上卻有幾十億人幾乎一無所有，這不公平。我們的財富能打開對多數人關閉的大門，這也不公平。我們希望不遺餘力的發揮影響力，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讓世界變得更加公平。
「慈善」在某種意義上是企業家對於自身財富和影響力的理解與智慧。蓋茲基金會的最大捐贈人、「股神」巴菲特就曾說：「慈善已經不僅僅是慈善，而是財富管理的方法。」2016 年 7 月，美國商業雜誌《富士比》（Forbes）的一篇文章認為，中西方慈善鴻溝或許源自企業家對待財富的態度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西方大多數企業家自認是財富的管理者，而中國企業家將自己視為財富的主人或所有者。後者看待慈善行為與企業贏利的方式並無二致──若捐助，就希望獲得回報。中國企業家需重新思考對待財富的理念。」
9. 你們 2 個有分歧時怎麽辦？
梅琳達·蓋茲：
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在大事上方向一致，在戰術上偶有分歧，也總會關起門來討論和解決這些分歧。因為對世界各地的女性平等問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梅琳達）對比爾與我在共同生活中實現了平等感到分外自豪。這種平衡是世界各地的夫婦、同事都在努力追求的。
比爾·蓋茲：
有些人以為重大決策都是由我（比爾·蓋茲）來做，其實情況從來不是這樣。有些人認為梅琳達是基金會的感性面，是情感核心。但是她了解的我，比大家所想的更為感性；我了解的她，也比大家所想的更善於分析。
梅琳達·蓋茲。圖／@ Wikimedia Commons
作為公益機構的領導層，擁有高度一致的價值觀和使命感是無庸置疑的。據 2017 年中國慈善榜顯示，當年上榜的年度中國慈善家榜單，在年度捐贈超過 100 萬元人民幣（含）（約臺幣 461 萬元）的慈善家中，至少就有 12 對夫妻。但在這之中，並沒有哪一對藉由持續運作公益組織來實現其慈善理念與使命，他們對捐贈的出發點和用途也未必有共識。
此外，隨著組織與外部環境的發展和變化，公益組織應該定期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戰略規劃，制定具體的實踐策略。雖然蓋茲基金會並不是現代理事會治理的典型案例，但一般來說，理事會應該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10. 你們到底為什麽捐款？這樣做對你們有何好處？
比爾·蓋茲：
首先，我們所做的工作很有意義。我們從小生長的家庭教育我們要回報社會，這是我們的責任。其次，我們從這份工作中學習新知，樂此不疲。我想不出還有什麽能像我們現在的工作一樣既有意義又有樂趣。
這最後一問仍然是對富人階層財富觀的拷問，也應該是每一個以慈善之名參與社會事務的財富擁有者時刻銘記在心的問題。也許梅琳達·蓋茲的回答更能讓我們一窺蓋茲夫婦的內心世界：「我們各自生長的家庭都懷著這樣的信念，要讓世界變得比你發現它時更美好。也許 20 年前我們會對財富做出不同的選擇，但如果選擇了另一種生活，我們也不會成為現在的我們。這正是我們當初希望成為的樣子。」
比爾·蓋茲。圖／OnInnovation @ flickr, CC BY-ND 2.0
顯然，蓋茲夫婦回答的 10 大尖銳問題仍不能滿足我們的胃口。《公益時報》特此挑選了比爾·蓋茲本人對更多具體問題的作答，尤其是涉及中國的部分，以饗讀者。（問題和回答均整理自與比爾·蓋茲的電話會議）
11. 如何說服執政者持續對外援助？
川普政府提案減少美國對外援助的預算，並威脅未來將更加大幅削減預算。如果你個人有機會來說服川普總統，你會如何說服他？
比爾·蓋茲：
對外援助雖然只是國家預算中很小的一部分，卻能夠發揮很大的影響。好消息是美國政府還沒有削減對外援助預算，目前維持在每年 300 億美元左右。雖然有削減預算的提案，但是國會決定維持這筆預算。
即使對外援助預算被削減，也不意味著基金會與合作夥伴開展的關鍵計畫會縮減，不僅是與美國政府合作的計畫，還有與其他很多國家政府的合作，包括與中國政府合作提高健康水平的計畫。我僅僅見過川普 2 次，在 2 次會面中都談到我對對外援助的看法，包括為什麽對外援助不止對世界有利，對美國本身也有利。
12. 兒童健康計畫為什麼在中國開展？
過去 10 年中，中國在兒童健康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然而非洲國家兒童面臨的情況則嚴峻得多。蓋茲基金會為什麽還要在中國開展兒童健康計畫呢？
比爾·蓋茲：
中國在很多兒童健康相關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我們希望中國的創新經驗不僅可以繼續幫助我們在中國的計畫，還能透過與政府的合作，幫助其他國家推動相關領域的改善。所以我們在中國主要專注於 2 件事，一是幫助中國解決國內問題，而是與中國合作來幫助其他國家。
圖／@ pxhere, CC0 Public Domain
13. 慈善真的行不通嗎？
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慈善行不通，為什麽你和梅琳達認為慈善能夠做那些政府和企業所做不到的事情？
比爾·蓋茲：
以綠色革命這一偉大的運動為例，綠色革命創造出更好的種子，使世界上主要的糧食作物產量翻倍，包括稻米和玉米。綠色革命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及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的支持，促使整個亞洲在上世紀 60 到 80 年代不僅沒有遭遇大饑荒，糧食攝取量還出現提升。中國也受益於綠色革命，尤其在中國 80 年代經濟改革開放後。
雖然只是經濟很小的一部分，但慈善部門在推動新想法的誕生、推動那些政府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方面，扮演了非常獨特的角色。我看到全球的慈善產業逐漸興起，一方面是因為人們變得更加富有，另一部分是因為大家看到慈善能夠發揮的作用。亞洲有很多有創新意識的慈善家，包括中國和印度，所以我也很高興看到他們在各個領域所做的工作。慈善領域的一些大動作及其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證明慈善的價值。
圖／Schwoaze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14. 中國貧困人口還很多，如何消除極端貧困？
中國在推動全球消除貧困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承諾 2020 年之前在中國消除極端貧窮。但是現在中國仍然還有 4300 萬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當中，你如何看待中國取得的進展？
比爾·蓋茲：
全球在減貧方面取得了嘆為觀止的進展，特別是中國。中國政府還設定了消除極端貧困的宏偉目標，我們也和政府探討如何幫助中國實現這一目標。就我所知，中國的目標不僅僅是消除極端貧窮，而且要實現更加廣義的平等，所以需要把健康、居住條件、食品等所有問題綜合考慮進去，並開發適當的模式。
中國的成功模式也將為其他國家和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鑒。中國對實現平等作出了堅定的承諾，這成為政府開展所有工作的基石，裡面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機會。當然，消除極端貧窮只是一個開始，今後我們還要解決貧窮和不平等的問題，因此需要更加創新的政策。我相信中國在累進稅制和遺產稅等方面的改進，可以讓社會更加公平，而消除極端貧窮則是一個起點。
圖／BM10777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15. 為什麼不挹注更多的資金予中國計畫？
基金會在中國的預算比在印度或者非洲要少很多。你一直強調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性，為什麽基金會不在中國投入更多資金？
比爾·蓋茲：
蓋茲基金會迄今在中國投入了數億美元，包括資助科研，開展愛滋病防治、結核病防治和菸草控制等方面的計畫。但沒錯，我們在印度和非洲投入的資金更多。事實上，很少有慈善機構有我們這麽大的投入，其中部分原因是由於印度和非洲的健康挑戰比中國嚴峻得多。非洲很多國家的兒童死亡率是中國的 10 倍以上。我們對於我們在中國的工作以及與中國建立的合作夥伴關系感到非常自豪，單在結核病防控方面就取得了十分矚目的成績。我們也希望推動其他方面取得更多進展，這不僅對中國，對其他國家也將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
16. 是什麼原因阻礙中國富豪們響應「捐贈誓言」？
你相當擅長說服富豪們加入「捐贈誓言」的行列，而且名單當中已經有 3 位中國富豪的名字，但他們不是中國最有錢的富豪。有哪些原因阻礙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
比爾·蓋茲：
做慈善當然還是一個自願的決定。我喜歡和別人討論慈善以及慈善帶來的影響、如何從慈善中找到樂趣和成就感，包括和自己的配偶一起去實踐慈善。不得不承認，和其他國家相比，我迄今在動員美國成功人士方面做得更好。因此，每次來到中國，我都期待在正式訪問之外，慈善能持續成為我的重要討論話題。我還和中國的慈善家們聯合創辦了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旨在探討中國慈善行業的最佳實踐和特點。
政府可以制定政策讓慈善變得更具吸引力，例如簡化慈善機構登記流程，以及稅收優惠政策等。因此，對於政府感興趣的一些領域，我們也分享了基金會在其他國家的做法。我對中國的慈善產業發展非常樂觀，相信中國很多成功人士會選擇捐出他們的財富。我會努力與更多人開展對話，也會爭取做得更好。
原文「蓋茲夫婦發布第 10 封年信，解惑公益行業 10 大疑問」刊載於《公益時報》，NPOst 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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