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歧視的歷史】清代艋舺的乞食寮,是營利事業還是慈善機構?

圖/Ben_Kerckx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編按:

NPOst 與「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合作,推出第一季專題:被歧視的歷史。主角從中古世紀歐洲的痲瘋病(現稱「漢生病」)、清代艋舺的乞食寮,到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始被劃分出的「低能兒」、「白痴」與「瘋子」,以及在歷史中以各種不同面貌出現的顏面損傷者等。這些「非常人」的族群是從何時開始被定義、被隔離、集中管理,又是到何時開始出現機構扶助?

 

文/倪紹恩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作家

回顧艋舺(今萬華區北半部)的歷史,可知無家可歸者(the homeless)與當地的深厚關連其實由來已久,特別是乞丐。

最為人所熟知的,大概是大正 12 年(1923)由施乾(1899-1944)創立的乞丐收容所──愛愛寮(現臺北市私立愛愛院)。不過,無家者與這座河港城市的歷史關連,也不是自日治時期才開始的,至少可以上溯至創設於清道光年間(1782-1850)的 2 座乞食寮。(註 1)(參考:林立青專欄/當他們窮到只剩下自由,在萬華街頭遇見匯聚百年的包容力

簡單的說,乞食寮是指無家乞丐的棲身之所。各地乞食寮的起源不盡相同,有的是乞丐群居而成的生活空間,(註 2)有的則是有人自費投資創設的收容設施。(註 3)不論如何,乞食寮通常都設有一位管理者,官方稱為「丐首」,俗稱為「乞丐頭」。(註 4)相對應的,住在乞食寮的乞丐則有「歸頭丐」之稱。(註 5)

施乾為愛愛寮乞丐清理身體。圖/@ 愛愛院官網

在清代艋舺,這樣的乞食寮有 2 座,一座名為「頂寮」,位於龍山寺旁;另一座是「下寮」,位在啟天宮(料館媽祖廟)附近,後者較晚創設。這 2 座乞食寮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們在收容人數上是臺北地區最多的,設立時間也較早。(註 6)

乍看之下,乞食寮彷彿是旨在收留無家乞丐的設施,然而,能不能據此直接將它類比為今日不以營利為宗旨的收容中心?這個問題,或許可以換成另一種更具體的提法:清代臺灣的乞食寮,是不是一種不問物質回報、單純以救助無家者為營運方針的慈善事業?

接下來,就以艋舺為具體個案,試著從丐首的收入、丐首的產生方式,以及丐首與乞丐的關係等 3 個方面來切入討論。

丐首的收入不容小覷

《武狀元蘇乞兒》這部香港電影,可能會讓讀者很快的以「丐幫幫主」來理解丐首,或是認為丐首就像周星馳所飾演的蘇察哈爾燦,本身也是一名乞丐。

雖然歷史上確實不乏這種由乞丐出任丐首的情形,(註 7)不過,艋舺的丐首可能從設立之初便不是乞丐出身。他們不僅不以乞討維生,甚至富裕到可以放高利貸、經營當鋪的程度。(註 8)日治初期(1906)的調查便發現,下寮丐首黃俊的家中有女婢,夫妻 2 人甚至還常吸食鴉片,生活極盡享受。(註 9)

讀者在驚訝之餘,或許很快會想到一個問題:艋舺丐首的家境之所以這麼富裕,究竟是他們在擔任丐首以前就已家財萬貫,或是丐首這一職業的收入,致使他們後來才成為鉅富?

清朝時期,民眾服食鴉片。示意圖/@ Wikimedia Commons

這樣的問題可能不好回答,但根據日治時期的調查至少可以知道,丐首一職確實有利可圖

一位調查者便曾寫道,丐首自願從事管理乞丐這種「一般人所不齒」的職業,原因並不是出於「慈善的真美精神」,而是看上丐首的「奇妙收入」。當調查者試著向丐首詢問其收益來源時,「其回答必曖昧模糊。」(註 10)

令人好奇,丐首不欲說明的收益來源,究竟是什麼呢?

前面提到的放貸業,其實就是丐首的收入來源之一。除此之外,丐首一職的收益還包含「牽豬哥」「收眠床稅」以及「貼葫蘆單」

先說牽豬哥。當養豬戶需要公豬配種時,丐首便會派遣屬下的乞丐,將自己出資飼養的公豬趕去交配,以換取酬勞。酬勞的 1/5 交給乞丐,丐首則可享有絕大部分的收益。1906 年的調查顯示,下寮丐首黃俊飼養了 5 頭公豬,據說是因為牽豬哥被視為賤業,無人經營,於是成為乞丐的專業。(註 11)

收取眠床稅或說寢台稅,即乞丐住在乞食寮所需支付的住宿費用,按月繳納。(註 12)如果乞丐住進乞食寮需要繳納有如房租的規費,那便不禁令人懷疑,乞食寮可能根本就不是非營利的慈善事業。不過,也有調查者指出乞食寮不課收房租,否則與旅舍沒有分別,而且在丐首收取租金的情況下,乞丐便可來去自如,難以妥善管理。(註 13)

牽豬哥(1953)。圖/臺南美術館

貼葫蘆單。在每月的初一、二日及 15、16 日 2 期,商家有施捨乞丐的習慣,此即所謂的「打店面」。這是商家為避免乞丐徘徊於店家門口、從而影響生意而設計的辦法。依照慣例,在每月這 2 期,丐首的副手(為乞丐)會率眾到各個店家收取費用,回到乞食寮後再分配。(註 14)

不過,也有商家不喜歡「打店面」這種按月繳納的辦法。或許是連乞丐們每月 2 次的來訪都感到難以容忍,這些商家寧願在每年年末直接支付丐首一筆費用,使其約束屬下的乞丐不要滋生事端,擾亂商家的安寧。丐首收下費用後,便會在店家貼上葫蘆的圖記,以警告乞丐不得隨意接近。(註 15)選擇葫蘆圖樣的原因可能在於,葫蘆是乞丐守護神──鐵拐李的「註冊商標」。(註 16)

值得一提的是,「貼葫蘆單」並非臺灣特有的慣習,在晚清及民國初年的中國城市也十分常見。中國城市史學者盧漢超提到,這種為處理乞丐問題而被迫做出的貢獻,可稱為「丐捐」「丐稅」。雖然沒有任何正式的法律條文為這種變相的徵稅背書,但丐捐卻是清代至民國城市裡商家和部分居民不能免除的稅款。也因此,丐捐被學者形容為「街頭的社會契約」。(註 17)

圖/Wengen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基於前述,艋舺頂寮與下寮的地盤糾紛,或許就能夠以丐捐徵收範圍的爭奪來理解。具體而言,光緒 5 年(1879),頂寮跟下寮丐首在彼此的管轄範圍上意見分歧,雙方因無法調解紛爭而互相控告,致使地方官員必須出面確立 2 寮的管轄範圍。(註 18)這則小故事提供一些值得思考的訊息:乞食寮似乎各有地盤,至少在艋舺是如此。此外,還能更進一步設想,如果乞食寮只是一項旨在救助無家者的慈善事業,那麼該怎麼解釋 2 寮丐首「爭管地段,互相稟控前來」的原因?

我認為,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乞食寮的「地段」意味著該丐首能夠理所當然徵收丐捐的範圍。乞食寮的地盤糾紛,或許反映了爭奪地方現實利益的問題。

世襲與官方認證,丐首的正當化

光緒 5 年(1879),地方官員正式頒發許可證給艋舺頂寮與下寮的丐首。在此之前,2 寮的丐首均屬私設,是由當地各個郊鋪共同推舉產生,並未得到官方的核可。(註 19)

光緒 5 年後的艋舺丐首,改由地方人士推舉人選,再經由官府同意後任命。地方官會核發「諭戳」(圖章)給丐首作為憑證。(註 20)然而,1906 年的調查報告卻也明確指出,艋舺頂寮與下寮的丐首均為世襲,其中,「艋舺頂寮丐頭林俊已世襲 5 代,下寮黃俊已世襲 4 代。」(註 21)用今天的話來說,艋舺頂、下寮丐首可謂家族事業。

如果丐首的產生方式實際上是以世代承襲為主,那麼,前面提到的「各郊舖公舉」或是後來「由官給諭」的丐首任命程序,看起來就只是為了追認繼承者的正當性。

從丐首一職有利可圖,並可世襲擔任這 2 點來看,實在難以想像乞食寮是旨在服務無家可歸者的慈善事業。

圖/StockSnap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丐首,是頭家還是慈善家?

在清代臺灣,官府基本上將管理乞丐的責任交由丐首負擔。因此,當乞丐犯罪時,官府不會向該乞丐問罪,而是責罰負有管理之責的丐首。官府對丐首的責罰亦有輕重之別,輕則訓誡,重則施以笞刑,也就是抽打背部或臀部的刑罰。(註 22)

為了避免屬下的乞丐滋生事端、以致自己受到牽連,有的丐首會抽打那些抗命的乞丐,甚至會挖削他們的眼球或斷去腳筋。(註 23)官府對於丐首的處置方式一般不會過問,從而確立丐首對乞丐的生殺大權。(註 24)

不止如此,當乞丐挨餓或生病時,丐首基本上不會加以支助。丐首的說辭之一是鼓勵乞丐要勤於工作,但調查者對此評論道:「其實乞丐頭無慈善心,顯然可見。」(註 25)如此看來,乞食寮的運作情形與一般對慈善事業的想像,可謂大相徑庭。住在乞食寮的乞丐們,似乎只能謹慎行事,自求多福。

古代笞刑。示意圖/@ Wikimedia Commons

根據調查,丐首與乞丐的關係近似於主僕關係。(註 26)乞丐稱丐首為「頭家」,丐首則稱乞丐為「乞丐腳」,腳字有弟子、手下的意思。(註 27)至日治時期,丐首對乞丐施以私刑的權力,雖已不被政府所認可,(註 28)但是丐首的命令依舊無人敢抗拒。(註 29)丐首及其屬下乞丐之間,仍然存在著「宛如一家人中,主人與子弟輩的關係」。(註 30)

綜上所述可知,艋舺的丐首不僅有利可圖,而且還能透過世襲,確保他們從乞食寮的經營管理中所獲得的利益,被長久延續下來。更重要的是,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寮中乞丐並未受到合理的服務,與管理者爆發衝突時甚至會有性命之憂。

據此,與其將清代艋舺的乞食寮視為無家者的庇護中心,倒不如說,是有心人利用乞丐對居住的需求,以及商家對安定環境的需求,來運作的一項經由官方特許的營利事業。

丐首似乎是有意識的利用乞食寮,將無家可歸的乞丐組織起來,從而利用這群能夠引發公眾恐懼的乞丐,來謀取諸多利益,例如向商家收取保護費,或說是乞丐的管理費用等。

圖/@ Max Pixel, Creative Commons Zero, CC0

史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就曾提到,清代的乞丐運用「汙染」(contamination)及「破壞禮儀」(ritual sabotage)這 2 大武器,來行使「乞丐的社會恐怖主義」(social terrorism of beggars)。(註 31)盧漢超認為,孔飛力所說的汙染,指的是乞丐將自己的殘疾展現在公眾之前。破壞禮儀,則是指乞丐為了求取施捨而出現在婚喪節慶的場合。(註 32)

盧漢超指出,在難以指望國家幫助的情況下,乞丐們的組織,有助於在乞丐內部取得某種程度的公正和安定,同時增加他們對外乞討的機會與應付外界世界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乞丐的幫會與中國城市裡的其他社會組織,諸如商會、同鄉會、同業公會等,並無不同。」(註 33)

看到這裡,讀者或許會感到納悶:這篇文章雖然被收入「弱勢的歷史」專題,但是文中出現的在寮乞丐,真的是所謂的「弱勢」嗎?比起「弱勢」,他們是不是更像一群協助丐首收取保護費的幫派嘍囉?

或許這也不是需要過於費心思考的問題。相較之下,更重要的應該是,我們對於這段歷史的理解究竟有多深。總是先有理解,而後才有反思的空間。歷史如此,當代社會的課題也是這樣。


註解/參考資料:

  1.  王詩琅,〈臺北乞丐考〉,《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卷三)》(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79),頁 179。
  2. 2.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 6 卷下》(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17。
  3.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 6 卷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251。
  4.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頁 251。
  5.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頁 15。
  6. 王詩琅,〈臺北乞丐考〉,頁 179、181。侯德鐘,〈乞丐的狀況〉,收入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編,《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 6 卷下》(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48。
  7. 盧漢超,《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169。
  8.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頁 16。
  9.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頁 17。
  10.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頁 252。
  11.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頁 16。
  12.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頁 16。侯德鐘,〈乞丐的狀況〉,頁 49。
  13.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頁 252。
  14.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頁 15。
  15.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頁 16。
  16. 盧漢超,《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頁 179。
  17. 盧漢超,《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頁 174。
  18.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頁 253-254。
  19. 侯德鐘,〈乞丐的狀況〉,頁 49。
  20. 侯德鐘,〈乞丐的狀況〉,頁 49。
  21.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頁 18-19。
  22. 侯德鐘,〈乞丐的狀況〉,頁 49。
  23.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頁 252。
  24. 侯德鐘,〈乞丐的狀況〉,頁 48。
  25.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頁 253。
  26. 凹凸山人,〈乞丐狀況〉,頁 17。
  27.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頁 252。
  28. 侯德鐘,〈乞丐的狀況〉,頁 48。
  29.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頁 252。
  30. 西川義祐,〈乞丐的情況〉,頁 252。
  31. 轉引自盧漢超,《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頁 12。
  32. 盧漢超,《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頁 12。
  33. 盧漢超,《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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