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福利制度起源於 17 世紀初的英國伊莉莎白法案，而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多數認為是 20 世紀以美國的社會發展模式為基礎。助人工作自這 2 個重要的時期，正式鑲嵌在國家與政府的制度化結構之下。但社會福利歷經了 400 年、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了 100 年，這樣的制度與專業究竟是助人為多？還是隱藏著篩選社會成員，並排擠弱勢族群為多？

加拿大原住民社會工作的發展，包括 19 世紀末期以白人、基督教會為主導的寄宿學校（Residential Schools），強制將原住民兒童帶離家庭，實施種族同化教育；以及 1960 年代，以社會工作的「救贖」為名義，將那些在西方標準下落入「照顧疏忽、虐待」的原住民兒童，強制安置到白人中產階級家庭。這 2 個社會福利工作的實施，時至今日，經過長期的調查，都被定調為「種族滅絕」（Genocide）。對於那些倖存者（survivor）而言，多數都有跨世代的身心創傷，導致家暴、藥物與酒精濫用、暴力犯罪、貧窮、自我認同的混淆與文化流失等，在短期內再多的社會福利資源都無法翻轉。

但是，加拿大的歷史能給臺灣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制度性的檢討。

以上 2 個重要的制度性檢討中，有些當初的牧師、社工或政府官員被起訴，尤其是針對曾利用這個制度，進而性侵害、虐待等違反「刑法」的行為。而社會工作社群，並不負責內部倫理審核去處罰相關人員，而是走向討論如何在法定架構與責任下，察覺自己是否順服的扮演制度壓迫的幫兇。

猶如 2013 年在 SK 省發生的悲劇，2 個因為家庭失能而被安置的原住民孩子，在寄養家庭一起帶去公園玩耍時，其中一個患有胎兒酒精中毒症候群（FASD）的孩子，突然對另一個孩子施暴致死。翌年，兒童權利委員會（child advocate）做出調查結案報告：Two Tragedies: Holding systems accountable。裡面當然提到社工員在做出安置決定的時候，犯了那些判斷與評估的錯誤。但報告的重點，卻是放在整個社會局與相關機構，對於評估工具、教育訓練、內部督導、跨機構協調、家庭工作、工作流程與細節的設計，甚至於人力資源的應用和配置等「結構性因素」做出檢討。

社工員的個人疏失幾乎著墨不多。為什麼？因為社工員的所作所為，是被更大的制度推著走，亦如管理學的定律，「制度影響行為」。制度是維繫服務品質的關鍵，決定了社會工作者是否一出門至少都有 60 分的及格水準；而社會工作者的能力和個人特質，最多只會占那 60 分到 100 分的部分，比重無法與制度相比，更何況助人實務沒有所謂的 100 分。

換言之，如果機構雇用的社工出門達不到 60 分，機構要檢討內部的雇用和訓練品質，為什麼養不出及格的工作人員；如果機構普遍找不到 60 分的社工來雇用，專業社群要檢討自己為什麼教育不出及格的社工畢業生。當然，所謂及格、教育、門檻的部分，都需要更多細節討論，並且要重新定義什麼是「助人工作」。

回頭來看，臺灣最近的 2 個事件，（參考「從倫理審議制度，看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真正的困境」、「失控摔死11歲男童　育幼院老師遭收押」），我看不到太多對於機構與制度的檢討。

基本上，倫理的審議以符合社會趨勢有其必要，但臺灣社工專協審議新版的倫理立足點錯得離譜。倫理保障的是服務對象，更是實務工作者。但是性侵害或虐待的避免，是助人工作，或者說任何一個守法公民的 ABC。可以規定不可以和服務對象上床，只是如果是兩願合意，社工專業倫理只能夠將其除名作為處罰，刑法一點責任都沒有。可以規定不可以照顧疏失或虐待，只是一旦發生，社工倫理也還是只能將其除名，其他是刑法或兒童福利法的公訴程序。所以，與其去審議倫理，不如同時去檢視現有的社福機構和單位，對於內部控管、訓練、服務流程、人力配置等狀況是否造成照顧人力的高張力。

只是，老話一句。「要是臺灣的社會工作權威社群有這麼積極的作為，那才是會讓我吃驚到掉下巴的新聞了。」

後記

對於育幼院老師的行為對錯，在沒有公平調查的結果前，我沒什麼好說的，該起訴就起訴。但讓我好奇的是機構內部的教育訓練和督導管控在做什麼？為什麼出了這件事之後，沒聽說要停業進行全面調查？又，如果是我做錯事被主管打巴掌，我二話不說會告主管。因為任何人都沒有權力以這種方式實踐他們自以為的正義。

當然，臺灣習慣自以為正義去毆打嫌疑犯或罪犯，也很少看到有人因此被告。其實，這是臺灣法治發展的悲哀，背後代表的是，臺灣社會對於政府、法治和專業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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