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衛．K．謝普勒（David K. Shipler）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窮忙：我們這樣的世代》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經說過：「民主是人類制訂過最糟糕的體制，但比起其他已實施過的政府形式來得好。」同樣的話也可以用在資本主義自由企業上，除了其他崩壞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是最糟糕的。它有無情的一面──冷酷競爭的精神加劇了適者生存、弱肉強食──但是也打開了機會的大門，這一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是任何其他人類嘗試過的體制都比不上。

資本主義培養出來的不公義感受源自於平等主義的缺乏──這個崇高的理想就算透過其他體制也無法實踐。美式理想擁抱的是人人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事實上，自由企業因差異而興盛──企業主與勞工的差異、受教育者和缺乏教育者的差異、熟練者和不熟練者的差異、愛冒險跟畏首畏尾的差異，還有歸根究柢來說，有錢人跟窮人的差異。

這種差別，尤其是以相對低成本雇用勞工的自由，讓企業有較大的冒險空間，對於強大而分散的經濟體制來說是必要的。而這個受到高度規範的經濟體制，充斥著法律和契約限制，也禁止虐待行為，儘管這些規範的目的在於保護健康、環境和員工的福祉，卻常常受到質疑，尤其是在美國政壇上不斷引起爭論，一部分人想駁斥這種對私人企業的扼殺，因為私人企業需要空間，才能創新與成長。

全球 10 大食品及飲品公司旗下所擁有的品牌數目／圖片：樂施會香港官網

就像大部分雇主一樣，瑪麗亞覺得不同等級的工人之間有差異是別無選擇的事，她也努力維持這樣的差異。「你一定不會想付高薪給負責運送或是做枯燥手工藝的人。」她宣稱：「這簡直就是不公平。有些人去大學念書，試著在生命中創造一些東西，那些人應該得到獎勵，應該賺比較多的薪水；至於高中就輟學的人……我的意思是，那樣講不通，如果人人平等，那就沒人要去念大學了。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你去學校接受好的教育，你就可以得到薪水比較高的工作。」

堪薩斯市某家短期工仲介公司主管，一想到要付給員工高於 6~7 美元的時薪就覺得不寒而慄。「你會陷入混亂，」她說。而陷入混亂是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你在補貼整個薪資結構，這樣他們一小時賺的比他們可能應得的還多 3~4，或 5 美元。處理文書的辦事員通常薪資是 7 美元，如果我付 10 美元給他們，我也得付給會計 13、15，或 17 美元的時薪，這樣，整個薪資水準就提高了。」

「應得的」這幾個字很重要，另一名堪薩斯市的雇主保羅．李利用了同樣的字眼來感嘆時薪上漲。幾個操作自動郵件處理機的工人薪資，從 6 美元漲到了 9 美元。「很快的，我們付給這些人的薪水就會比他們真正應得的更多了。」他宣稱。其他雇主也認同這種想法，認為一份工作應該要有「正確的」工資。如果他們提高手工勞動者的工資，就得同樣提高領班、會計、行政人員的薪資，才能維持不同職位之間的薪水級距。

換句話說，這個國家的倫理很矛盾，一方面譴責這種差異不平等（有些執行長領的薪水是他們公司基層員工的 500 倍），一方面卻又欣然接受差距，認為這是一種美德，因為付給會計的薪水要是比不上給祕書的，在道德上似乎說不過去。

這種賺錢能力的差異，甚至銘記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用來計算賠償金額的公式中。比如說，一位 31 歲、已婚、有 2 個小孩的父親在世貿中心喪生了，如果他的年薪是 2.5 萬美元，那麼他可以得到 1066058 美元的賠償金；如果他的年薪是 15 萬美元，那他可以得到 3856694 美元。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其價格。

911 世貿中心現場

有些雇主甚至會用收入差距來反對薪資的差距縮小，指出提高底層工資會直接影響到同樣一群人的物價。藍迪．羅爾斯頓是文具公司維多利亞紙業（Victorian Paper）的總裁，他是這麼說的：「如果你把最低薪資提高，他們花的錢還是會回到最低薪資的領域裡……他們負擔不起好餐廳，如果他們去溫蒂漢堡或是麥當勞吃晚餐，好了，你讓那裡的價格提高了；他們去雜貨店，在那裡買食物，你也讓那裡的價格提高了。薪資提高時，價格也會上漲，大家要不是關門大吉，就是得提高價格，這種通貨膨脹是一種低檔的通貨膨脹，到頭來他們還是都在那些地方消費。」

薪資差異所構築而成的經濟體制，在回應供需和創新動力上一直很靈活，但不幸的是，也增加了貧富差距──面對惡兆連連的險峻未來，工人這輩子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可能增多，尤其是來自第 3 世界的移民，還受到低教育和低技術的阻礙。

在經濟急速發展的時候，幾乎每個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但通常是低薪工作，也沒有太多前景可言（除了醫療保健這類在成長的行業以外）。這類產業的特質是：流動率高，需要各類人才 24 小時待命，入門工作往往也是沒有出路的工作。

圖片／Vincent

美國社會的階級流動性享譽全球，素有機遇之地的名聲，這種印象讓大眾認為，比起其他社會，這裡比較開放、階級之分比較不明顯。20 世紀初期，一個波蘭移民之子可以念到 8 年級以後輟學，到澤西市的碼頭工作，一小時賺 8 分錢，最後升職成為伯利恆鋼鐵公司（Bethlehem Steel’s）輪船生產線的總裁，我的祖父正是如此。但今天不可能這樣了。

大部分現代美國的流動都是由經濟成長所致，而不是因為種族或階級的界線消失了。這種經濟擴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相當迅速，打開了發展的康莊大道，到了 1970 年代以後卻慢了下來，於是許多工人落在後頭，尤其是只有高中文憑的男男女女，世代之間的流動多於同代之間的變動。可悲的事實是，如今一名技術有限、教育程度不高的年輕人踏上這裡的海岸──或是從貧困的背景進入職場──得從底層做起，卻發現更高的職位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