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一開始在加勒比海島國工作的日子裡，最讓身為外來者的我深刻感受的，是島國沉重且停滯的社會氛圍。

西非伊拉拉疫情還很嚴重的時候，有一次剛結束伊波拉衛教，在 Q&A 的時候，有個婦人舉起了手：「嘿，伊波拉發生的時候，你們不會先救黑人，是吧？」

「嗯？」我疑惑的看著她。

「我的意思是，白人得到伊波拉都能被治好，但是黑人得到了只能等死，是吧？」她說。

我想起當時島上的廣播電臺不時播送，關於一些黑人醫護人員在西非死亡的消息，以及有關種族在防疫裡不平等的討論。在這個小小的、對外交通不方便的地方，遙遠的惡疾跟恐怖的傳說，跟著那些載滿觀光客的班機來來去去，在人們心裡種下不安的因子。

於是我跟她解釋，有很多無國界醫生正在西非努力的對抗疫情，也強調絕對沒有放著西非黑人死光這一回事。又強調了一次公共衛生體系在西非的薄弱，以及缺乏對社會脈絡的細緻體察，使得疾病傳播因傳統文化裡某些習俗而更加劇烈，無法被及時察覺等問題。

伊波拉防疫

當衛教結束，準備收東西的時候，年邁的社區護士緩緩走了過來。他說，如果真的大爆發到島國了，他一定會馬上自殺，因為他知道一定沒有人願意協助他們，不自殺的話，遲早會死得很痛苦。

島國並沒有可怕的疾病——事實上，島國只有偶然鮮少發生的颶風，絕大多數的時光無災無難，平靜無波。然而，身處其中的人們，卻對自己身處的條件能否抵禦各種外界風起雲湧的危機，感到徹底的絕望。一個醫護人員對自己的能力與組織有高度自信、可以對遠在天邊的疾病進行有效管控與防治的國家，人們是不會對這麼遙遠的疾病感到無助的。然而對這麼一個健康從業人員都打從心理覺得發生重大疫情一定完全無力防範的國家，在日常的表面平和之下，似乎隱藏著一種令人困惑的心理。

面對風險時，對自己與群體都毫無期待，這種心境讓島國上下在面對發展或衛生問題時，時常連專業人員都充滿無力感。每個人都對現狀不滿，真要談起來可能會長篇大論的抨擊各種發展落後的問題，卻又不期待有可能改變，也極少有人願意去改變。

為什麼呢？把這樣的矛盾放在歷史的縱深裡觀察，也許可以看到某種過去殖民的遺緒，如鬼魅般陰魂不散地遊蕩在人們心中。

在加勒比海這些被殖民過的小島上，殖民時代帶來的影響可謂非常深遠。即便島國升起了自己的旗幟，告別了白人統治者，殖民地的影子仍在那些過去留下的公共建設之外，深植人們心中，影響島國人們看待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在列強爭戰中處於被選擇的一方，以及加勒比海黑人過去作為黑奴，從西非被連根拔起的失根歷史、有限的資源以及缺乏具競爭力的產業，加上極度仰賴區域大國作為進出口夥伴，以及以服務白人的觀光業為國家主要收入來源等因素，都讓島國人民對外在世界抱著某種雜揉被動且邊緣化的態度。對自我是否有能力改變現狀也不甚相信。

去年，在慶祝島國自英國獨立時，曾經作為大英國協女王法律顧問的在地老者，就曾憂愁地投書媒體，表達他對於人們缺乏體認自我主體性的憂慮。「我們過去被殖民的歷史背景，讓我們曾屬於法國，亦曾屬於英國。在過去雙方高達 14 次的奪取中，我們飄忽不定，沒有歸屬。 」他說道， 「我們不知道怎麼思考這樣的問題與做出抉擇。即便給我們機會選擇未來，我們也怯於說出裡真正的聲音。 」

對發展工作駐外者來說，這樣的社會氛圍在實際執行任務時，其實非常需要敏感的去覺察。一方面，你必須理解這個社會裡緩慢的生活節奏與陳冗的行政效率，其實都來自於長期以來，人們沒有主導自身事務的權力，是在事事都聽從殖民者的情況下被形塑而出的被動心態。

另一方面，你也得拿捏好在執行雙邊合作時的分工，乃至於催促進度的手腕，以防當地合作夥伴對你產生某種權力不對等的反感，或在無形中碰觸到他們面對外國人時的強烈自尊心，尤其是帶有援助與被援助關係時。如果少了對這層歷史特殊性的思考，可能就會很輕易地落入某種對援助者民族性的刻板印象，而無意識地再製懶散的汙名。

這也是國際援助發展工作裡不斷被檢討的部分。從具體而微的小細節，好比語彙或第一線的工作姿態，都有可能無意間反而再製殖民與被殖民關係，而對受援助者帶來傷害，甚至激起受援助者的反感，讓美事蒙塵。在協助之前，必須給予充分的尊重，這也是為什麼如今援助工作很少使用「幫助」（help），而改用「協助」（assist）來定位雙邊關係。

「協助」的意涵代表了尊重被援助者的主體性，並將其視為具有能力一起改善現狀的夥伴，而不是將其想像為手心向上的弱者。這樣的概念轉移，也讓援助工作者更能因為脫去有色眼鏡，而發覺在地智慧的價值。

如果去殖民是一項深沉的社會工程，也許身為國外援助工作者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合作裡，建立一種互信且平等的關係模式，讓整個被援助國社會習慣這樣與外界互動的方式，產生更積極改變現狀的意識與動能，並因此帶有高度自我認同、不卑不亢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