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英國《衛報》每週二刊出 NGOs 援助工作者的甘苦談，NPOst 每週精選一篇編譯。

本篇談及人道援助中，醫師的角色。醫師一向被認為應該要能保持「中立」、「獨立」，在生命面前一視同仁，所有生命都該救治。在衝突地區的醫師、醫療團更嚴格奉行這個守則，最有名的便是無國界醫生。然而，醫師也是人，面對眼前嚴重的人權問題，身為醫師，真的有辦法視若無睹嗎？

翻譯／徐藝瑋

我在結束醫師訓練後便興奮不已的展開援助工作之路。還記得當時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剛脫離內戰的非洲國家，看著該國大幅改善的醫療衛生，我一面為身為其中的一份子感到驕傲，一面也為心中幾個質疑掙扎不已。

由於醫衛援助工作的顯著成效，這個國家持續獲得大量的國際資源投注。然而操弄數據的事件曾出不窮，以我自己曾親眼目睹的案例，就包括產婦、新生兒死亡數據低報、全國人口死亡數據低報，並且在國際媒體上謊稱健保納保率，實際的納保人卻不及公開數據的一半等，都是確實存在的問題。

看著政策制定者對我指出的數據錯誤毫不在乎，我不禁懷疑自己在回報這些錯誤數據中的角色究竟是什麼？若我不去指出錯誤，我又是否成為該國政府的共謀？

此外，身為一個醫師，同樣令我掙扎的，就是該政府對鄰國軍隊的諸多支持。即便其軍隊不人道的作為眾所皆知，但兩者的合作卻未曾受到國際上任何譴責。

Photo by Albert González Farran – UNAMID

我服務的受援國為何可以這樣受到國際通融？部分原因正是它自內戰結束後，在醫衛發展方面卓越的領頭羊角色。在各方掌聲下，身處其中的我卻每夜難以闔眼。因為如果生命可以加總比較，我們的工作會不會只是救了國界此方少數的人，卻犧牲了國界另一側更多的生命？

當然，這樣的現象並不稀奇。許多 NGOs 都面對相同的情境：腐敗、獨裁的受惠國政府，以及不得不合作的夥伴關係。

為了有效扶植在地社會發展，避免取代當地政府和醫療院所的功能，甚至造成受惠社群的長期依賴，NGOs 在過往 20 年間採取的策略，都是以在地合作為方向。然而，這也代表 NGOs 無可避免的必須與當地政府合作，也因此，你合作的對象極可能是你在政治議題上完全無法苟同的惡霸，甚至是違反人道的敵人。

參與其中的援助工作者像走在鋼索上，目睹難以忍受的人權問題在身邊發生，但又惶恐因失言而被迫中斷在受惠國的人權服務。無國界醫生便曾一方面因「坐視盧安達人權問題而未阻止」被譴為失職，又因「過當指控政府作為而被踢出蘇丹」成為眾矢之的。

面對這樣的兩難，圈內大多的回應是「不要為了完美而成為行善的敵人」。

然而，作為醫師與援助工作者，我們怎能忘記自己被賦予的特殊道德角色？一旦妥協，歷史不會忘記我們是共謀。

社會醫學之父 Rudolf Virchow 明確指出，疾病從來不單純是生物性，也具備社會性。我認為，醫師不應視自己為獨立於政治的角色。作為醫師，我們應為了人類的健康福祉而承擔更多的政治責任。

更何況，人道援助工作所帶來的正面形象，也可能為庸腐的政府所綁架，被合作的政府利用以維持其權力。

此外，相當有趣的現象是，這個我曾服務的非洲國家後來因爆發人道問題而受聯合國譴責時，美國卻視若無睹了近 9 個月。而為數眾多的美國 NGOs，包含那些與前美國總統有些關係的單位，也都因而避開了激烈的公評。

最終，我仍無法忍受心底的「共謀感」，於是扛起行囊，來到一個長期貧弱且「據稱」腐敗的國家。我當然不會說我完全同意新國家的所有政策，但我滿足於在它持續進展的醫衛體系下工作。而它的民主制度，雖然會讓我的工作在下次選舉後又充滿變數，但，這不過就是想活在民主制度裡總會付出的一部分代價罷了。

原文出處：what should doctors do when we witness human rights abu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