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性議題或是女性權益在現今的世界中，是不容忽視的議題。在這類議題之中，女性經常是被形容為被壓迫者、受害者，而我們試圖把女性從這個對他們而言不公平的社會體制或是規範中解救出來。然而，卡維塔‧朗姆達斯（Kavita Ramdas）在這次的TED演講中卻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強調女性在他們所身處的困境中，反而可以反過來利用這些規範，讓女性在不強烈的推翻現有體制的情況下，走出自己的路。卡維塔‧朗姆達斯所遇到的三位女性，使他從一位憤怒的女性主義者，轉而了解到女性主義的溫柔面 ── 一個新的可能性。
以下是卡維塔‧朗姆達斯(Kavita Ramdas) 2009 年 11 月在 TED 演講的逐字稿整理：
大家好，早上好。根據我的 TED 簡介，你們可能在期待我是來談論最近很流行的慈善話題，也就是目前在華爾街與世界銀行内部都引發了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該如何在女性身上投資，該如何賦予女性權力以及該如何拯救她們。
但這並不是我今天要談的。我對女性如何拯救大眾比較感興趣。女性拯救我們的方式，是重新定義及重塑一個挑戰並消除普遍存在的分歧的未來。長期以來，我們都認爲這些分歧是理所當然的， 比如説現代性和傳統之間的分歧、比如説第一世界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分歧、壓制與機遇的分歧。在一個地球村中，我們面臨的挑戰是驚人的，而其中有一種如拉格調子（印度教的一種傳統曲調）一般的第三方式讓我的心在歌唱。最使我著迷的，是女性如何做到這些的，縱使其間有一堆令人沮喪又令人著迷的悖論。
爲什麽女性一方面被文化習俗不懷好意地壓迫著，而另一方面，她們又是許多社會中文化的保護者？戴面紗或裹頭巾是象徵屈服還是抗拒？有這麽多的女人和女孩子被打、被強姦、被致殘，每天都有， 而人們把各種各樣的原因歸咎與榮譽、宗教和國籍。女性還能憑什麽去改植樹木，去重建社會去領導全新的非暴力運動，從而為社會帶來改變呢？難道進行改革的女性和保留傳統的女性不是同一類？還是說她們是同一類，而且都是一樣的？是否如恩戈阿迪契在一個在牛津舉行的 TED 會議上所提醒我們的，我們總是假設女性在爭取自己權力的時候只有一種情況，而實際上，情況是很多的。我們是否爲此而感到内疚？ 如果有，男性們又和這有什麽關係嗎？
（圖片取自 TED 影片《Kavita Ramdas: Radical women, embracing tradition》）
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探索，以期能尋找到一些答案。這種探索帶領我環游全球，並讓我認識了許多出色的人。在探索的過程中，我收集了一些片斷，使我的謎團開始逐渐清晰起來。在眾多用第三種方式幫助過我大開眼界的人中，包括一名在阿富汗的虔誠的穆斯林女人，一群在克羅埃西亞的和睦的女同性戀和一位在賴比瑞亞打破禁忌的女人。我非常感激她們，如我感激我的父母一般。我的父母在世時曾經有過一些不軌的行爲， 但有著三位女兒的祝福。但雖然我也不知是什麽原因，他們卻非常以我們三姐妹而自豪。
男性也被壓迫女性的文化控制
我在印度出生和長大，我很小的時候就很懷疑我的姑媽阿姨和叔叔伯伯他們總是彎下腰，拍着我們的頭，然後沒事般跟我的父母親說：「真可憐。你只有三個女兒。不過你還年輕。你們還可以再生。」 我對女性權利的憤慨被激發了，那年我只有 11 歲。我的姑姑是一位口齒非常伶俐和聰明的女人，她很年輕的時候就成了寡婦。一群的親戚都看不起她。他們把她彩色的紗麗脫了下來，而給了她一件白色的紗麗。他們把她額頭上的紅點也擦掉了，還把她的鐲子給打碎了。她的女兒，拉尼，比我大幾歲，跪坐在膝上，迷惑着，不知道她的母親， 一個自信的女人，到底在她身上發生了什麽事情。那天晚上，我聽到我母親乞求般跟我的父親說： 「拉姆，求求你為她做點什麽吧。你不能出面嗎？」而我的父親小聲咕噥着說： 「我是兄弟們中最小的，我做不了什麽。這是慣例。」那個晚上，我意識到這些常規對在這個世界上對女性意味着什麽。女性並沒有製造這些慣例，但這些慣例卻界定了女性及界定了女性的機遇和機會。而男性們也被這些慣例影響著。我的父親，他參加過三次戰爭，卻無法把他自己的妹妹從痛苦中拯救出來。
當我 18 歲的時候，在我母親優秀的監護下，我正如你們可能所預想的成爲了一名大膽的女權主義者。在街上頌唱：「印度語 ！印度語！」「我們是印度的女人。我們不是鮮花，我們是變革的火花。」直到我 1995 年去北京的時候，我清楚地意識到，要取得性別平等唯一的方法，是推翻幾個世紀的壓迫的傳統。在從北京回來後不久，我抓住了機會到一個機構工作。這個機構是由女性創辦的，主要是支持全球其他女權組織。我工作后還不到六個月的時候，我遇到了一位女士，她迫使我挑戰我自己所有的假設。她的名字叫薩奇娜‧雅庫碧。
以宗教為名，讓女性受教育
薩奇娜走進我的辦公室。那時候的美國，沒有人知道阿富汗在哪。她對我說：「與這身長袍無關。」她是我所聽説主張女權的最堅定分子。她告訴我，在她的社區裡，由女性舉辦地下學校，而她自己所在的機構 — 阿富汗學習學院，也在巴基斯坦開了一所。 她說：「穆斯林人都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可蘭經要求而且大力支持文化學習。穆罕默德希望每個信徒都能自己閲讀可蘭經。」我有沒有聼錯？ 主張喚醒宗教是女性的權利？不過薩奇娜反對被標記。她總是裹着頭巾。但我也曾和她一起漫步在沙灘上，她披散的長髮在微風中飛舞。她每次講座前都會以祈禱開場，但在一個女孩子 12 歲就要被嫁掉的國家裏，她的確是一個單身，活躍，經濟獨立的女人。
（圖片取自 TED 影片《Kavita Ramdas: Radical women, embracing tradition》）
而且薩奇娜是一個非常實務的人。薩奇娜說：「這些頭巾和衣服， 給了我自由去與那些在這工作中與一些人交談並得到他們能起到關鍵作用的支持和協助。當我要在難民營開一所學校的時候，我去找了教長。我跟他說： 『我是一位信徒，而女人和孩子在這可怕的條件下需要靠他們的信仰來生存下去。』於是他每週來兩次我的中心，因爲女人不能到寺廟去。而當他要離開時，婦女和女孩子們總是跟在後面。 我們開始了一班小型的掃盲班，開始讀可蘭經， 然後開了數學班，然後英語班，再然後電腦班。幾周后，難民營裏的每個人都來上我們的課。」 薩奇娜是一位老師。在當時的阿富汗教導女性是一門危險的行業。
薩奇娜在塔利班的襲擊名單裏。每次她穿越那個國家的時候，我都替她擔心。我問起她關於她的人身安全時，她只是聳了聳肩說： 「朋友卡維塔，我們不能讓自己害怕。看看那些年輕的女孩子回學校時即使被人潑往臉上潑硫酸的情景。」 聽到這，我微笑著點了點頭。我意識到我自己正看著婦女和女孩子們用她們宗教的傳統和慣例，把壓迫和機會變爲工具。她們的道路在她們腳下，向著成爲不一樣的阿富汗人延伸。
跨性別者演奏傳統樂曲
與眾不同，對於來自克羅地亞薩格勒布的列玆波組合（樂隊名）的幾名女性來説再熟悉不過了。作爲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有同性戀關係的人，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包括在這 — 印度， 都充滿了無限的苦惱和極端的偏見。在一個像克羅地亞這種衝突後的社會裏，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宗教主義創造了一種環境，就是不可容忍任何一個被社會排斥的人。所以進入一群排斥的同性戀的群體，年輕的女人們非常喜歡古老的音樂。那音樂曾經穿過整個地區，從馬其頓到波斯尼亞，從塞爾維亞到斯洛文尼亞。這些年輕的歌手在學校的性別學科的課上相遇。她們都是 20 幾歲。有一些已經做了母親。很多都掙扎著從她們本身的社區中逃離出來。宗教的信仰都使她們的家人很難接受他們的女兒並不是生病，但卻是同性戀。正如團體的其中一位創辦者麗阿所說， 「我特別喜歡傳統音樂。我也喜歡搖滾樂。所以，在列斯波，我們融合了兩種音樂。我認爲傳統音樂如一種反叛，人們可以通過傳統音樂表達自己，尤其是一些來自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幾個地區的傳統歌曲。戰後，很多這類歌曲都遺失了。但這些卻是我們童年和歷史的一部分， 我們不能把它們遺忘了。」
不太可能的是，這個屬於 LGBT（指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者）群體的合唱團演示了女人如何投入在傳統中並創造變革，如同煉金術士在混亂中造出和諧。她們演奏的曲目包括克羅埃西亞國歌、一首波斯尼亞的愛情曲目以及一首塞爾維亞的二重唱。 麗阿更笑著補充道， 「卡維塔，我們尤其為我們的聖誕曲目感到驕傲，因爲它顯示了我們對宗教慣例的開放態度，儘管，天主教的教堂裏容不下我們這些 LGBT。」他們的音樂會源自他們自己的社區，沒錯，但也源自上一代，上一代的人也許對同性戀持有懷疑態度，但是他們懷念自己的音樂和音樂所代表的過去。一位父親，開始曾對自己的女兒來自這樣的一個合唱團而覺得猶豫，現在也在為合唱團寫歌。在中世紀時，游吟詩人會遊歷整片土地，唱他們的故事，分享他們的詩歌。列斯波也如此游走在巴爾幹地區，歌唱著，聯繫著人們──那些被宗教，國籍和語言區分開的人們。波斯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找到了他們在歷史中少有的共通驕傲，而列斯波則提示著這些人們 ，一些他們認爲是專屬於他們族群的歌曲其實屬於大家。
（圖片取自 TED 影片《Kavita Ramdas: Radical women, embracing tradition》）
反戰母親用禁忌逼退警察
昨天，瑪麗卡‧薩拉巴伊給我們展示了音樂能創造一個比我們原有的世界更能接受差異的世界。雷瑪寳儀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充滿戰爭的世界。利比里亞幾十年來都因國内戰爭而四分五裂。雷瑪並不是一個激進分子，她是三個小孩的母親。但她已厭倦了擔心，她擔心她的兒子會被綁架並被抓去當童兵。她擔心她的女兒們會被強姦。她擔心兒女們的生命危險。有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她夢見她和成千的其他女性結束了這些流血事件。第二天早上在教堂，她問其他人有什麽感覺。他們都厭倦了戰爭。我們需要和平，我們需要讓我們的領袖們知道我們不會停止戰鬥直至和平到來。雷瑪的其中一個穆斯林朋友是一名女警察。她答應雷瑪會在她的圈子裏提出這個問題。
在接下來的週五的佈道會上，坐在寺裏邊房的女人們開始分享她們對國事的苦惱。她們說：「這有什麽分別呢？子彈分不出穆斯林還是基督徒。」這一小組的女人決心要結束這場戰爭。同時，她們選擇了用她們傳統的方式表達意願。利比里亞的女人通常戴很多的珠寶首飾和穿顔色鮮豔的衣服。但不，在抗議中，她們全都穿白色的衣服，沒有化妝。如雷瑪所說： 「我們穿白色的衣服，表明我們爲了和平站了出來。」 她們站在馬路邊， 查爾斯‧泰勒的車隊每天都經過那裏。她們站了幾週，由開始的 10 名，到 20 名，到 50 名，到後來的幾百名女性，她們都穿著白色的衣服，唱著歌，跳著舞，表達著他們出來求和平的願望。
最終，利比里亞的反對勢力被迫在加納舉行和平談判。這次和平談判沒完沒了地拖了好長時間。雷瑪和她的姊妹們再也受不了了。她們用剩下的基金，帶領了一小組的女人到談判舉行的地方包圍了整座樓。在一段 CNN 的著名視頻中，你能看到她們坐在地上，手挽着手。我們知道在印度，這叫（印度語）。然後事情變得緊張起來。他們把警察叫來了，要把這群女人帶走。當一名警官手持警棍走近她們時，雷瑪特意站了起來，把手高舉過頭，然後開始，慢慢地，把裹著頭髮的頭布解開。人們能看到這名警官的臉。非常尷尬地退開了。然後你能猜到接下來所發生的，警察離開了。 雷瑪後來跟我說： 「這是禁忌，你知道嗎，在西非， 如果一名年長的女人，只要她想，在一名男子面前脫衣服，男人的家庭會受到詛咒。」 （笑聲）（掌聲） 她說：「我不知道他這麽做是否是因爲他相信這個，但他知道我們不會離開的。如果不簽和平條約，我們是不會離開的。」
然後和平條約簽署了。而利比里亞的女人們動員起來支持 Ellen Johnson Sirleaf，她是一名打破禁忌的女性並且後來成爲了非洲第一位選舉產生的女總統。當她發表總統演説時，她感謝了這些勇敢的利比里亞女人。她們的幫助使她贏得可與一名足球明星－－ 也就是美式足球－－ 相媲美。
像薩奇娜、麗阿還有雷瑪一般的女人，使我覺得自己卑微並改變了我，使我意識到我不應該這麽快就得出任何形式的假設。她們把我從我正直的憤怒中解救了出來，並為這第三種方式提供了深刻的見解。一名菲律賓的激進分子曾經跟我說， 「你是怎樣做年糕的？ 從下面加熱然後從上面加熱。」那些示威，那些遊行，都堅定地認爲女權是人權，停止了。這是從下面加熱。那是馬爾科姆和婦女政權論者和同性戀的驕傲遊行，但我們也需要來自上面的熱量。而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那些上層，仍然被男性所控制著。
所以用馬克思的話説：女人做出變革，但並不是在她們選擇的環境中。她們必須協商。她們必須顛覆那些曾令她們沒有發言權的傳統而對新的抱負發出她們的聲音。而她們需要來自她們圈子的同盟們，比如上述的教長，比如幫克羅地亞同性戀組合寫歌的父親，比如尊敬禁忌而離開的警察，比如我的父親，雖然他幫不了他的妹妹，但幫助他的三個女兒追求她們自己的夢想。也許是因爲女權運動不像其他幾乎所有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反對一名暴君。這反對的不是統治階級，不是侵佔者也不是殖民者，它反對的是關於女性一些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假設，經常性的，阻止了我們前進。
而也許這是女權運動最終的禮物，就是這裡的人事其實帶有政治色彩。所以正如愛蓮娜羅斯福（羅斯福總統夫人）曾經談過的人權問題，對於性別平等也是一樣的，就是這些都會從家附近的一些小地方開始。也許在街上，也有可能在廚房的餐桌上進行協商，或在她們的婚床上，或發生在她們與情人、父母、 姐妹和朋友的相處中。然後，再然後，你會意識到女人們通過融合她們傳統的視角和社區到她們的鬥爭中，如薩奇娜、麗阿和雷瑪，還有印度的索尼阿甘地，智利的密歇爾巴切萊特，還有伊朗的希爾琳·艾芭迪都在做別的事情。她們挑戰那個傳統的西方發展模式。她們表示：我們不需要和你們一樣而改革。我們可以穿紗麗、裹頭巾，可以穿短褲，也可以穿長袍，我們也可以成爲黨派領袖或總統也可以成爲人權律師。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傳統來引導變革。我們可以解除武裝，取而代之將資源投入到真正意義的安全儲備上。
在我講的這些小故事中，這些個別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全世界的女性正在譜寫一曲不同凡響的史詩。她們如一根根細線織入一塊彈性的布料中，幫助維持社會穩定，織入希望。而如果我的心在歌唱，是因爲通過在這些細小的片段，人們能不時地瞥見整個世界，一個全新的世界。而女性不可否認地在前進的道路上。謝謝。（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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